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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8章（第1页）

谁知宦途多故，风波难测当初谏议大夫柏耆将出使沧州军前宣谕，李翱曾赞成此行不久柏耆因擅入沧州遭到流放，赐死，李翱也因谬举获罪，降为少府少监，后来又被逐出朝廷，任郑州刺史太和五年十二月，改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桂管都防御使李翱遭受这次打击，心情极为沉重他在《与翰林李舍人书》中说:

翱思逃后祸，所冀存身，惟能休罢，最惬利志，从此永已矣，更无健羡之怀

乞得余年，退修至道，上可以追赤松子房之风，岂止于比二疏尚平子而已!

他表示自己已厌倦仕宦，想从此归休林泉，修身养性

大和七年（833年），改授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八年十二月，李翱被征还朝，任刑部侍郎九年转户部侍郎，七月，任检校礼部尚书、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使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李翱去世，终年70岁后来议谥为&ot;文&ot;，称为文公

李翱一生没有任过什么显赫的官职，政治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建树他的仕途屡遭挫折，郁郁不得志他在当时以文章见推，而对后世的影响却在思想上的创造

他与韩愈等人一道，排击佛教，致力于儒学的复兴

李翱的著作流传下来的很少今有《李文公集》18卷，另有他与韩愈合著的《论语笔解》2卷流传于世他的思想观点主要集中在《复性书》、《从道论》、《命解》、《去佛斋》、《平赋书》、《正位》、《学可进》、《杂说》、《答朱载言》、《与陆亻参书》、《论事流表》、《疏用忠正》、《疏屏奸佞》、《疏改税法》、《疏绝进献》、《疏厚边兵》等文章中

二、重文德之治知生民疾苦

李翱的政治主张大体上根抵儒家学说，但并不系统他主要针对现实政治生活中的种种情势，发表自己的看法，因此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他赞成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李翱生活的时代，正是唐代中央政府与藩镇势力进行激烈斗争的时代

唐宪宗即位以后，任用裴度为相，平定了当时最骄悍的割据势力‐‐淮西镇吴元济

李翱对朝廷的这一举措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大唐中兴的先兆但他认为，&ot;定祸乱者，武功也;复制度、兴太平者，文德也&ot;（《新唐书》卷177《李翱传》）

他针对当时的政治现实，提出&ot;修文德&ot;的六点意见:用忠正、屏佞邪、改税法、绝进献、厚边兵、通雍弊他认为&ot;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之所以兴&ot;他劝宪宗说:&ot;如不惑近习容悦之司，选用骨鲠正直之臣，与之修复故事而行之，以兴太平，可不劳而功成也&ot;如果不以这六条根本为意，那么大唐中兴就难以成功李翱向宪宗提出自己的担忧:&ot;若一日不以为事，臣恐大功之后易生逸乐，而君臣进言者必曰天下既以太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而为宴乐矣，若如此，则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复矣制度不复，则太平未可以遽至矣&ot;他满怀信心地说，如果能将他所提出的这六条完全做到，并保持五年不变，那么五年以后，&ot;臣必知百姓乐康，蕃虏入侍，天垂景星，地涌醴泉，凤凰鸣于山林，麒麟游于苑囿&ot;[注]，这是和气感应的结果在这里，他援据先儒的天人感应说，为自己的主张张目李翱比较重要的政治主张有这样几点:

1用忠正之士，屏奸佞之人

李翱认为，国家兴亡的关键，在于君王是否能够信任大臣，大臣是否能以忠正辅佐君王忠正是&ot;百行之宗&ot;针对有人感慨忠邪难辨，他认为辨忠邪是有办法的，&ot;能尽言忧国而不希恩容者，此忠正之徒也&ot;但忠正之土往往被指责为朋党

他指出，&ot;夫忠正之人，亦各自有党类邪臣嫉而谗之，必且以为相朋党矣&ot;李翱总结历史上的经验，说忠正之士，都是以道德仁义相往来，&ot;邪人嫉而谗之，且以为朋党，用以惑时主之听，从古以来皆有之矣&ot;如两汉的萧望之、周堪、刘向是忠正之士，却被邪臣所胜，汉元帝不能辨别忠邪，任用邪臣，造成汉朝中衰所以，能讲逆耳之言的，往往是忠臣，君王要能加以分辨，&ot;用忠正而不疑，则功德成&ot;[注]

李翱认为用忠正就必须屏奸佞，二者是统一的，对忠正之士虽加以任用，如果&ot;杂以邪佞&ot;，则太平必不能成孔子说&ot;远佞人&ot;，李翱解释说:言不可以共为国也&ot;李翱认为奸佞之人也并不难于分辨:&ot;不知大体，不怀远虑，务于利己，贪富贵，固荣宠&ot;，这类人就是奸佞之徒而且这类人喜欢用&ot;甘言谄辞&ot;来投合人主之意，&ot;主之所贵，因而贤之;主之所怒，因而罪之;主好利则献蓄聚敛剥之计;主好声色则开妖艳郑卫之路;主好神仙则通烧炼变化之术;望主之色，希主之意，顺主之言而奉承之&ot;，这类人往往能得到人主的欢心李翱警告说，君主如果信用奸佞之臣，&ot;大则亡国，小则坏法度而乱生矣&ot;，必须加以警惕[注]

李翱关于忠正奸佞之辨是有所指的当时朝廷中党争很激烈，唐代后期的朋党政治正在形成，他也难免卷入其中他用儒家的君子、小人之辨去分析现实政治中的党争，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2改革税法，减轻百姓负担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杨炎为了解决当时的财政危机，推行&ot;两税法&ot;，代替过去的租庸调制度到唐宪宗元和末年，这种&ot;两税法&ot;产生了一系列弊病，给百姓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从建中初到元和末四十年来税额未变，但物价变化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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