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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2章（第1页）

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静即动，即体即用，即功夫，即本体，即上即下，无之不一，以救学者支离眩骛务华而绝根之病，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注]

但是，因王阳明的学说与朱熹之说不无抵牾，且极力表章陆九渊，故有人疑&ot;良知&ot;之说或出于禅刘宗周虽然承认阳明之学&ot;从《五经》中印证过来，其为廓然圣路无疑&ot;，但又说:&ot;特其急于明道，往往将向上一几，轻于指点，启后学躐等之弊有之&ot;由于王阳明语焉不详，后学之人曲解了他的意思流入禅学，这在阳明弟子王畿（龙溪）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刘宗周批评说:&ot;至龙溪直把良知作佛性看，悬空期个悟，终成玩弄光景，虽谓之操戈入室可也&ot;操戈入室，指入禅门之室如关于有名的&ot;四句教&ot;，刘宗周认为考之《阳明集》中并不经见，为阳明的未定之见，平日虽曾说过这样的话，但未敢笔于书以滋学者之惑至王畿始云&ot;四有之说，猥犯支离&ot;，势必进之四无而后快刘宗周批评说:

既无善恶，又何有心意知物?终必进之无心无意无知无物而后玄如此，则致良知三字著在何处[注]?

王畿&ot;四无&ot;说，认为&ot;心是无善无恶的心，意是无善无恶的意&ot;，将心中本来具有的&ot;意&ot;的至善品格抹杀了，只剩下一个空寂虚无的心，这样，就堕入了禅学，使&ot;致良知&ot;三字没有了着落

刘宗周虽然没有过多地对王阳明进行正面批评，但他认为王阳明在有些问题上语焉不详可能导致后学者误入歧途因此，他极力辨解王阳明&ot;似禅而非禅&ot;王阳明主张&ot;看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ot;本身没有错，这正是儒家修养的正途，错的是他不知先天有止，却叫人在念起念灭时用为善去恶之力，终非究竟一着，故失之粗

对于&ot;四句教&ot;，刘宗周认为其根本错误在于对&ot;意&ot;的理解上他多次说过

&ot;阳明将意字认坏&ot;，&ot;先生解《大学》，于意字看不清楚&ot;如第一句&ot;无善无恶心之体&ot;，刘宗周认为应该改为&ot;有善无恶心之体&ot;因为&ot;意&ot;为心体，是人类具有的一种先天性的好善恶恶的潜能，应该是纯粹的善第二句&ot;有善有恶意之动&ot;则错得更远因为&ot;意&ot;是超越动静的&ot;至静&ot;，它是不动的，是&ot;未发&ot;，动的是&ot;念&ot;第三句&ot;知善知恶是良知&ot;第四句&ot;为善去恶是格物&ot;虽然没有大错，但因大本已失，所谓&ot;良知&ot;，所谓&ot;格物&ot;也就徒劳无功所以刘宗周总结说:

若心体果是无善无恶，则有善有恶之意又从何处来?知善知恶之知又从何处来?

为善去恶之功又从何处起?无乃语语断流绝港乎[注]!

王畿从王阳明&ot;四句教&ot;中推论出&ot;四无说&ot;，就与禅学没有什么区别了因此刘宗周又对禅学进行了批评他说:

释氏之学本心，吾儒之学亦本心，但吾儒自心而推之意与知，其功夫实地却在格物，所以心与天通释氏言心便言觉，合下遗却意，无意则无知，无知则无物，其所谓觉，亦只是虚空圆寂之觉，与吾儒尽物之心不同[注]

对禅学的批评实际上就是对王畿等人的批评他认为禅学、儒学虽然都在谈&ot;本心&ot;，但禅学之&ot;本心&ot;没有任何内容，是虚寂，而儒学之&ot;本心&ot;中有&ot;意&ot;这种超越的至善存在所以两家在认识心的本体上有很大差别不仅如此，在功夫上也是截然不同的禅学的功夫是觉，通过顿悟去觉此心之空，万事皆空;儒家则强调&ot;格物&ot;的功夫，由格物而有三纲领八条目王畿的&ot;四无说&ot;，以党育性，一觉无余事，是率天下都是禅，因而背离了儒学，甚至也不合王阳明的原意刘宗周主张将&ot;四无说&ot;改为&ot;四有说&ot;，即:&ot;心是有善无恶的心，则意亦是有善无恶之意，知亦是有善无恶之知，物亦是有善无恶之物&ot;这样，就解决了本体与功夫之间的关系问题，划清了儒与禅间的界线

除《阳明先生传信录》外，刘宗周还撰定了《经籍考》、《古学经》，辑《古小学集记》、《古小学通记》，并著《原旨》、《治念说》这些学术活动的目的，都是与他的学术主张密切相关的

四、决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

崇祯十五年（1642），刘宗周被重新起用为左都御史尽管刘宗周不太情愿复出，但君命难违，他还是去了入朝后，刘宗周多次上疏，请崇祯革除弊政，以摆脱国家的危机在《敬循职掌条列风纪之要以佐圣治疏》中，他提出&ot;建道撰&ot;、&ot;贞法守&ot;、&ot;崇国体&ot;、&ot;清伏奸&ot;、&ot;惩官邪&ot;、&ot;饬吏治&ot;等策略刘宗周虽素负清望，但毕竟只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学者、思想家，而不是一位运筹帷幄的政治家，因此他的一些主张并不合时宜在当时明朝江山已是风雨飘摇，但刘宗周认为&ot;今天下非无才之患，而无本心之患&ot;[注]，因此主张&ot;治心&ot;是解救时艰的根本他要求崇祯&ot;明圣学以端治本&ot;、&ot;躬圣学以建治要&ot;、&ot;崇圣学以需治化&ot;

这表明在刘宗周那里，儒家经世致用的实效已经丧失

在关于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的争论中，刘宗周的主张更暴露出当时儒学已经缺乏应变能力崇祯帝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打算用汤若望制造火器，希望利用西洋的先进技术，解决内忧外患问题如果崇祯此举能顺利进行，也许中国可以从此由冷兵器时代进入火器时代，并由兵器制造业引发一场工业革命，甚至中国近四百年的历史都要重写但是，刘宗周坚决反对重用汤若望，更坚决反对制造火器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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