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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5章（第1页）

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ot;（《张子正蒙注&iddot;序论》）;去世前夕自撰墓铭，还有&ot;希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ot;之句实际上，王夫之的哲学贡献远远超过张横渠

张载否定魏、晋以来的以无为本或以心为本的唯心主义本体论，提出以气为本的元气本体论，他认为&ot;太虚无形，气之本体&ot;，&ot;太虚即气&ot;;而气是天地万物的本原，&ot;气本之虚则湛一无形，感而生则聚而有象&ot;，所以，&ot;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ot;（《正蒙&iddot;太和篇》）王夫之则大大发展了作为万物本原的&ot;气&ot;这一范畴的哲学内涵，他进一步明确指出，世界统一于物质性的气，气是阴、阳二者的统一体，所谓&ot;阴阳者，气之二体，动静者，气之二几&ot;，&ot;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ot;（《张子正蒙注&iddot;太和篇》）;并且认为气是一切运动变化的主体，运动变化则是气之本质属性:&ot;太虚者，本动者也&ot;（《周易外传》）;&ot;虚空即气，气则动者也&ot;（《张子正蒙注&iddot;参两篇》）

对于&ot;理&ot;这一范畴，张载未曾深论，而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代表人物如二程，则以理为世界万物的本原，理在气先，&ot;有理则有气&ot;，&ot;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ot;（《二程粹言》卷1）;朱熹又继承了二程的观点，说:&ot;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ot;（《朱文公文集&iddot;答黄道夫书》）对程、朱的理一元论，王夫之针锋相对地指出:&ot;理、气一也&ot;（《周易外传&iddot;系辞下》），理、气为一物;而且，&ot;有气斯有理&ot;（《礼记章句》卷31），&ot;理只在气上见，……凡气皆有理在&ot;（《读四书大全说》卷5，《论语&iddot;子罕篇》），&ot;气外更无虚托孤立之理也&ot;（同上书卷10，《孟子&iddot;告子上》），认为气是第一性的，理是第二性的;气决定理，而不是理决定气;气之上绝不存在一个主宰着气的理

《周易&iddot;系辞上》说:&ot;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ot;道和器是一对古老的哲学命题它们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集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之大成的朱熹认为:形而上和形而下，即道和器，是&ot;破作两片&ot;、截然割裂的这里所谓&ot;道&ot;，亦即理，就是规律、法则，&ot;顺&ot;则指有形有象、有情有状的具体事物;而道是&ot;生物之本&ot;，器不过是&ot;生物之具&ot;，道器的分别就是体用、本末、上下、虚实之分‐‐&ot;道器之间，分际甚明，不可乱也&ot;（《文集&iddot;答黄道夫书》）所以，在朱熹看来，道是第一性的，是物得以生成的根据、本原;道在器先，道本器末，道决定器这种唯心主义的道器论在宋明理学中占居统治地位达数百年之久，从无异辞对此，王夫之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批判，廓清迷雾，就道与器之间的关系作出了唯物主义的总结他在《周易外传》中说:&ot;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统之乎一形&ot;，道和器乃是统一在&ot;一形&ot;之中的;&ot;上下者，初无定界，从乎所拟议而施之谓也&ot;，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也不存在一个凝固不变的分界，它们之间的区别本来并且始终都是相对的，是人们观察事物、思考问题时因角度不同&ot;从乎拟议而施&ot;的，因此，&ot;上下无殊畛，而道、器无易体，明矣&ot;（卷5《系辞上》）王夫之还进一步指出:&ot;天下唯器而已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道之器也&ot;，由此推导出必然的结论:&ot;无其器，则无其道&ot;（同上）器是体，道是用，器为本，道为末;规律是从属于事物的，却不能说事物是&ot;规律的&ot;事物，&ot;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未有弓矢而无射道，未有车马而无御道&ot;，在证明&ot;无其器则无其道&ot;，&ot;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ot;（卷2），因此，&ot;君子之道，尽夫器而已&ot;（卷5）这就是说，充塞天下的只有具体事物（器）、规律（道）就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离开具体事物，也就无所谓&ot;道&ot;了;只要&ot;尽夫器&ot;，把具体事物认识研究透彻，&ot;则道在其中&ot;，就可以掌握规律通过以上论述，王夫之大致理清了道和器之间的关系:天下唯器，器体道用，道不离器，道在器中他的这一认识远远高于前辈及同时学者，代表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最高水平

王夫之所建立的哲学体系中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他在一定的程度上做到了将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相结合，从而将中国古代自老子以来的辩证法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比如，他认为物质是不生不灭的，&ot;未尝成，亦不可毁&ot;（《正蒙注&iddot;太和篇》，下引同），一车薪之火，一烈已尽，而为焰、为烟、为烬，木者仍归木，水者仍归水，土者仍归土，特希微而人不见尔&ot;;所以，对于物质，只能&ot;曰往来，曰屈伸，曰聚散，曰幽明，而不曰生灭&ot;，&ot;器&ot;（物质）无所谓生，也无所谓灭，有的只是其存在形态的不同，即往来、屈伸、聚散、幽明等等变化;&ot;生灭者，释氏之陋说也&ot;，佛家的这种说法是讲不通的、难以服人的，如果有灭，灭到哪里去了?&ot;太极浑沦之内，何处为其翕受消归之府&ot;?有生，那么&ot;太虚之内亦何从得此无尽之储，以终古趋于灭而不匮耶?&ot;王夫之还认为，一切事物都是运动变化、生生不已的他说:&ot;动为造化之权舆&ot;（《正蒙注&iddot;大易篇》，下引同），运动为事物之始，&ot;不动则不生，由屈而伸，动之机为生之始&ot;;而且，这种运动是绝对的，&ot;夫天之生物，其化不息&ot;（《尚书引义&iddot;大甲》），&ot;若欲求其不动者以为泰，是终古而无一日也&ot;（同上书《益稷》），静止则是相对的，而且，动与静对立统一，动静互涵，&ot;静以居动，则动者不离乎静，动以动其静，则静者亦动而灵&ot;（《正蒙注&iddot;大易篇》），&ot;方动即静，方静旋动;静即合动，动不舍静&ot;（《思问录外篇》）所以，王夫之认为运动不外乎&ot;动动&ot;和&ot;静动&ot;两种形态，静是&ot;静动&ot;而非&ot;不动&ot;:&ot;止而行之，动动也;行而止之，静亦动也，一也&ot;（《正蒙注&iddot;太和篇》），由是而作出结论:&ot;动静皆动&ot;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夫之的有关论述及结论是中国古代动静观的最高理论思维成果在王夫之的哲学体系中，宇宙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他说:&ot;天地之化日新今日之风雷非昨日之风雷，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也&ot;（《思问录外篇》），修正了张载的&ot;日月之形，万古不变&ot;的说法;并且认为这种发展是&ot;新故相推，日生不滞&ot;（《尚书引义&iddot;太甲》），是&ot;荣枯相代而弥见其新&ot;（《正蒙注&iddot;大易篇》），从而得出变化日新、&ot;世益降，物益备&ot;的发展观;并且由此引申，如果不顺应这一发展规律，&ot;守其故物而不能自新，虽其未消，亦槁而死&ot;（《思问录外篇》），这其实也是对明末腐败政治的沉痛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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