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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9章（第1页）

这就是梁氏独特的文化类型理论，也是他的文化哲学的核心和理论基础他对人类文化的总体考察就是以此为逻辑来展开的根据这一理论，梁氏又从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和道德哲学等方面对东西文化之差异作了全方位的比较，辨析得出结论:西方文化自古相传的是以理智型为主的思维模式，并由此形成了西洋人处处追求物质利益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和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道德哲学;而中国文化自古相传的是直觉型的思维模式，并由此形成了不计物质利益&ot;的超功利主义价值观和&ot;尚情而无我&ot;的道德哲学正是通过这种对东西文化哲学基础差异的比较、辨析，基于其认知理论，梁氏提出了他的人类文化将三期次第重现的文化发展观和中国文化在不久的将来复兴于世的大胆论断

他认为，不同类型文化的发展不是平列的、共时态的，而是历时态的，有先后次序的，即:西洋文化:第一路向，第一期文化一中国文化:第二路向，第二期文化一印度文化:第三路向，第三期文化这种文化演进的次序特征决定了西中印三方文化在人类历史上的时代地位他认为，西洋文化是按顺序发展的，而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因&ot;古初的天才太聪明了&ot;，不待走完第一路向和第二路向，&ot;便中途拐弯&ot;，过早地走到第二和第三路向上去，&ot;成为人类文化的早熟&ot;，而显得&ot;很不合时宜&ot;但他认为，中国文化虽然以前不合时宜，而&ot;此刻却机运到来&ot;;因为走第一路向的西方文化发展到今天已出现了自身无法解决的严重危机，必须求助于走第二路向的中国文化他因此断言:在不远的将来，第二条路向会被重新拿出来走，&ot;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ot;这便是梁氏的结论‐‐一个先知式的预言!

正是基于这一信念，梁氏进一步指出，处于转折的关键时期的中国人，为迎接中国文化重光于世，应该做到:&ot;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第二，对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评地把中国原来的态度重新拿出来&ot;而重点又在于第三条，这&ot;中国原来的态度&ot;就是孔子的人生态度，明白地说，照我的意思，是要如宋明人那样再创讲学之风，以孔颜的人生为现在的青年解决他烦闷的人生问题，……若真中国的文艺复兴，应当是中国人自己人生态度的复兴，那只有如我现在所说可以当得起!&ot;[注]

这，便是梁氏为中国文化开出的救治良方!

梁氏的这一套以先验存在的&ot;意欲&ot;作为逻辑前提，并以一直觉体悟的认知方式将&ot;意欲&ot;的发用流行规范成三个方向从而形成人生的三大路向及三种人生态度，继而相应地形成三大文化体系的致思理路，其逻辑的不周延和简单化是显而易见的他试图以一简约的概念去涵盖那极为复杂而多样化的历史与文化，虽然能给人以宏观清晰的印象，但却不免有&ot;削足适履&ot;之弊但是，不管梁氏的文化理论是多么的简约与主观片面，其中理论上&rso;的贡献却是无法否认的:他彻底打破了以欧洲文化为中心的文化一无论者的迷梦，并使国人眼界大开而他从全新的理论视角对儒家传统文化所赋予的深刻意涵，又使当时的任何一派文化论者都大为逊色，这种融深邃睿智与强烈主观情感于一体的文化理论，打破了当时&ot;彻底否定&ot;与&ot;彻底保留&ot;的双重迷障，从而将中西文化的论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就梁氏一生为学而言，他并非为哲学而研究哲学作为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的文化哲学的真正目的乃在于保存中国的文化本质，或更确切地说，保存儒家的伦理价值，并尝试着去开创真真正正的中国文化复兴之道正如美国学者艾恺所说:

&ot;他将自身所遭遇到的困惑不安，投射到中国文化的困境上，把他对人类的普遍性关怀结合到特殊的中国处境的当下问题上&ot;他和梁启超、张君劢等文化保守主义者一样，&ot;在实证论所隐含的决定论之外，共同致力于保存伦理道德，并且努力从传统的外观下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真正意义&ot;

梁漱溟和他之后的新儒家学者一样，其终极关切是探求&ot;意义&ot;（这里所谓探求意义乃指探求宇宙、人生的基本意义）正是在这一&ot;意义&ot;探求过程中，他将自己置于生生不息的文化之流中，并将自己同文化视为一体因此，他在追问、探求自身的存在意义，同时也是追问、探求中国文化的意义他探求自身的安身立命之道，同时也就是探求民族文化的安身立命之道在他的一生中，其终极关切的核心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价值何在?她在整个人类文化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而她未来的前途又如何?就在这一价值（或意义）的追问、探求过程中，一个以&ot;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ot;为一生之使命的&ot;现代圣人&ot;就应运而生了!

（杨全昌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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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学家冯友兰

（1895‐1990）

一、立心立命继绝学贞下起元开太平

冯友兰，字芝生，1895年12月4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父亲名台异，字树候，清光绪年间戊戌科进士家境殷富，极重教育，堪称&ot;诗礼人家&ot;

冯友兰的早年教育与大多数中国读书人并无两样7岁上学，先读《诗经》，次读《论语》、《孟子》，再读《大学》、《中庸》，从头至尾，反复吟诵光绪三十年（1904年）其父被委任为南昌&ot;方言学堂&ot;的会计庶务委员（相当于后来的总务长），合家迁往南昌因其父公务繁忙，教育子女的重担就自然落在粗识文字的冯母吴清芝身上好在当时儿童重记忆、轻理解，如此他又勉强读完了《书经》、《易经》和《左传》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冯家专门聘请了教师负责冯友兰的教育，较正规地开设了古文、算术、写字、作文等功课因课程较为轻松，冯友兰在闲暇时还常阅读一些他父亲所藏的新书籍、新刊物，开始初步接触一些世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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