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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书 第12章（第1页）

汉成帝时，皇家宗庙的改制已经差不多了，郊祀的变革就被提上日程。

主持这件事的是有名的匡衡。据说他小时候家里穷，从隔壁“凿壁借光”读儒经12。现在，他已经成为汉成帝刘骜的丞相、乐安侯、当朝儒宗、《诗经》“学术权威”。在匡衡看来，汉家以往的郊祀全都是错的，按照儒经特别是他所传的后苍礼学的观点，天子郊祀要在长安的南郊祭天，北郊祭地。

甘泉泰畤距长安百里以上，汾阴后土祠距长安约四百里，雍则是秦国旧都，都不属于长安的南北郊，而且三地路途艰险，天子每去一次，跋山涉水不安全，还耗费人力物力。

匡衡的上奏在汉廷引发了两种不同意见，反对的意见来自皇后的父亲、大司马许嘉，他们认为原来的郊祀是汉家旧制，体现的是祖宗之法，“汉家制度”不可轻易变革；支持的意见来自其他儒臣。

这倒是体现了汉宣帝当时以外戚为内臣，拱卫汉家传统，对抗外朝儒臣的意图。

不过，刘骜和父亲汉元帝一样，笃信儒学，支持匡衡。诏令一下，从刘邦延续至此长达两百年的郊祀体系一朝瓦解，悉数废除，新的“南北郊”祭祀建立起来。

与宗庙改制不同，匡衡对郊祀与其说是改制，不如说是推倒重来。在许多皇室成员看来，把刘邦亲手确立的祭祀毫不留情地废除，是王道彻底压倒霸道的做法。先不说匡衡的做法是否有道理，如此不尊重先王旧典，意味着皇室统治的合法性将不再来自先王的征服和功德，而是由儒家说了算。

说来讽刺，没过多久，匡衡因为贪占封国领土和租税被告发，免为庶人。讲了一辈子儒经大义的丞相居然因为蝇头小利而丢了官爵，此事想必在汉廷引起了不小震动。与此同时，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风吹坏了甘泉泰畤附近的竹宫。灾异的出现和匡衡的倒台，令郊祀变革失去了支持。

而且，刘骜当初同意变革，还有个难言之隐，就是没有子嗣，他想通过郊祀变革来感动天地，生个儿子。但变革之后他还是没有子嗣。此时，又一位儒家经师刘向对刘骜进言：雍五畤、甘泉、汾阴等祭坛刚建立时“皆有神祇感应”，所以祥瑞非常多，“高祖时五来，文帝二十六来，武帝七十五来，宣帝二十五年，初元元年以来亦二十来”，这足以说明旧的祭祀是很有效的。

而且刘向也赞同当年和匡衡争辩时许嘉的意见：汉朝的郊祀宗庙等礼仪，都是当初祖宗和贤臣一同定下来的，随便议论都是大罪，更别说取消了。

都是儒臣，何以刘向要反对匡衡呢？

因为刘向是皇室成员，是汉初楚元王刘交的后代；而且刘向世传鲁学师法，是当年帮助刚即位的汉武帝进行改制的鲁申培的徒孙，与匡衡所传的齐学并不一样。在刘向看来，汉朝“久旷大仪”13，制礼作乐要兼容汉道和儒道。

由此可见，学术派别和身份都有可能影响人的立场，在历史上很难找到壁垒分明立场不变的所谓“儒家集团”“外戚集团”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利益，每个历史事件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偶然性。

不久，王政君下诏，恢复雍、甘泉、汾阴三处祭祀，废止“南北郊”。

尽管如此，王道压倒霸道的趋势已经难以逆转，此事未完，尚有后续。

此外还有儒家“通三统”的首次尝试。

所谓“通三统”，就是在汉家天下里同时保存前面两个朝代的祭祀不灭。汉朝要像对待客人一样对待他们，封以很高的爵位，有封地。就像周朝会把夏的后嗣封在杞国，商的后嗣封在宋国。对汉朝来说，秦朝是“闰”，不承认其合法性，所以“三统”即商、周、汉。早在汉武帝时，汉家已经把周的后裔封为君；成帝则首次封孔子的后裔孔吉——孔子是商朝贵族的后代，又是儒家眼中的“素王”——为殷绍嘉侯，又很快进为宋公，加上周的后裔承休公，后来改为卫公，两人封地各百里。

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从刘邦时的“非功臣不侯”，到后来“舅氏封侯，犹皇子封王”，从来没有按照儒家的诉求给商周的后代封爵，而且是高于列侯的公爵。当然，此次对孔氏的褒扬，主要是将他作为商朝后裔而非孔子后裔，离后世超规格大规模的祭孔尊孔还很远，但此事开启了国家尊孔的道路。

与此同时，何武对“三公”也提出了建议。汉家最初的三公是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其中丞相位最尊，御史大夫虽然与丞相并称两府，实际低于丞相；太尉时置时废，汉武帝用内朝官大司马大将军实际履行太尉的武职；汉宣帝取消了大司马的印绶和官署。何武的意见是，应该建立符合儒经的三公，于是汉廷把御史大夫改为大司空，大司马给予了印绶并改为外朝官，地位与丞相等同，新的三公制建立了起来。

“通三统”和“建三公”这两件事主要是形式上的变革14，但传递的信号却很强烈：汉家逐渐抛弃“王霸之道”，专以王道为宗旨了。

面对这些变革，也没有许嘉那样的外戚站出来反对了。因为外戚已是王氏家族，汉廷发出如此强烈的尊儒信号，想必也经过了王氏家族的默许吧。

不久，成帝突然死去，他始终没有子嗣，这说明郊祀变革不必为此背锅。大概是在王氏家族的建议下，王政君又把郊祀制度改为了南北郊。

至此，在刘姓天命已衰的背景下，宗庙、祭祀、建三公、通三统，都实现了儒家的意图。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尊儒术”。

12汉哀帝的改制危机

十九岁的汉哀帝刘欣一即位，汉廷风气为之一新。

刘欣原本没有机会继承帝位。汉元帝有三个儿子，王政君所生的嫡子是汉成帝；另外两个儿子，一个被封为定陶王，一个被封为中山王，皆非王政君所生。刘欣是定陶王的儿子。汉成帝即位后，始终没有活到成年的子嗣，就把当时刚继承了定陶王位的刘欣召入长安，立为皇太子。

哀帝虽然只是汉成帝的侄子，而且被立为太子有他祖母傅昭仪和赵飞燕皇后出力，但他毕竟是汉成帝亲自考察、选定的接班人。与东汉那些由外戚、大臣或是宦官通过发动政变拥立的皇帝完全不同。这就决定了哀帝的权力不是二手的，也不是一个傀儡皇帝。

在汉朝，像他这么幸运的非嫡系接班人可不多见。比如，汉文帝是在汉初功臣诛戮吕氏之后，由周勃、陈平定议即位的，所以汉文帝与周勃的关系一直比较微妙；再比如，汉宣帝是霍光从民间找来即位的，而汉宣帝在霍光死后诛灭了霍氏家族。

哀帝即位后，耳闻祖父汉元帝的柔顺，目睹伯父汉成帝的糜烂，他所追慕的帝王典范是汉武帝和汉宣帝。效仿武宣，把汉廷的璇玑旋转回“霸王道杂之”的汉道上去，成了刘欣着意要做的事情。

即位第二个月，他就下诏罢乐府，减省皇室开支，作为天下节俭的表率。元、成二帝沉溺于音乐，养了一大批乐人。皇室耽于享乐天下皆知，也成了皇室天命已衰的一大证据。所以罢乐府为他赢得了很好的声誉。

他决定亲理政事，先是把王政君为代表的王氏家族排挤出权力中心，放逐了大司马王莽，用自己的外戚担任大司马，但并不把权力一概委任大司马处理；同时恩威并重，“屡诛大臣”15，不断处置前朝遗下的中央重臣。皇权渐渐回到皇帝本人手中。这说明哀帝虽然年纪不大，但在政治手腕和谋虑果决上，并不是昏庸无能之辈。

他刻意恢复汉道，打压儒道。他撤销大司空，恢复御史大夫的名号和丞相、御史大夫的两府旧例；他以身体久病的名义寻访方士，把长安及各地那些稀奇古怪的祭祀统统恢复，七百多所祭祠“重打鼓另开张”，每年祭祀的次数达到三万七千次。

另一方面，哀帝有意识地做了一些符合儒家口味的事情。他清楚儒家兴盛、灾异四起的原因之一，是汉朝确实存在严重的土地兼并，导致农民失地，农民只能去当奴婢或是沦为流民，国家的财政会减少，社会的贫富分化会加大，不安定因素也会增加。所以，他刚即位就颁布“限田令”，限制土地兼并；颁布“奴婢令”，限制不同等级的人所拥有的奴婢数量；把三十岁以下的宫女放出来嫁人，五十岁以上的官营奴婢释放为庶人；增加基层官员的俸禄，斥退残虐的官员，司法部门对大赦之前的犯事不得追究；允许博士弟子施行三年丧礼；等等。

这些措施有些未必能够彻底施行，但显示了新皇帝的勃勃野心，他要从儒家那里争夺“仁政”的政治主导权；而最惊世骇俗的事情，是他主动向暗流涌动的“刘姓天命已衰”的谶言发起挑战，要从儒家那里争夺“天人感应”的“神学”话语权，从而避免天命转移！

经历了元帝、成帝的王道转向，哀帝时期的朝野上下已经弥漫着浓重的“改姓易代”氛围，汉室的合法性危机到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程度，人们都说汉家作为尧后，其德已衰，按照五德终始，接下来要由舜的后人来受命。一般来说，皇室面对这种谶言是非常尴尬的，如果打压禁止，对笃信鬼神的汉朝人不仅没用，反而会反弹；如果置之不理，谶言也不会消失，灾异还将愈演愈烈。

例如，汉哀帝即位前，儒生谷永曾给汉成帝上书，说了一句话：

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16

大臣给皇帝上书，先把皇帝教育一番，说天下不是你们刘家的。这在后世不可想象，在昭、宣时代也必招来杀身之祸。但汉成帝却不以为忤，还很受感悟。这就说明，连皇室包括皇帝本人，也视改姓易代为必然之理。

齐人甘忠可趁机向汉成帝兜售解决汉家德衰的办法，主张“更受命于天”，也就是“二次受命”。不过，当时刘向对此很不以为然，就上奏说甘忠可妖言惑众，甘忠可被下狱，死在狱中。

哀帝即位后，决心主动回应汉德中衰的谶言，刻意寻访精通此道的人，希望以其之矛攻其之盾，顺其意而用之。在司隶校尉谢光、骑都尉李寻的引荐下，甘忠可的学生夏贺良进入哀帝的视野。李寻曾是元帝丞相萧望之的属官，精通天文灾异之学，常说汉家将会遭遇大洪水。在王氏家族推荐下，李寻被任命为骑都尉，专门管理治水，一时风头正盛。

夏贺良也主张老师的“再受命”之说，很对李寻的口味，李寻就举荐了他。

由此可见，此时的汉廷已经完全不避讳谈论皇室天命中衰，哀帝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到了何种程度可想而知。

夏贺良先待诏黄门，在内廷门口随时等待召见。哀帝多次和他深谈，觉得他从甘忠可那里学来的一套东西听上去确实很有道理：汉家历数中衰，必须要再受命，改元易号，才能避免权力的失落。

这很符合哀帝的意图，操作起来也不复杂，他就在即位的第二年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根据夏贺良的设计，下诏开启了汉家再受命的改制。

此次改制在礼仪上具体做了什么，有哪些图谶祥瑞，有何种受命之符，如今已不得而知。但改制的思路很清楚：既然是“再受命”，就把建平二年改为太初元将元年17；既然要让尧的后人禅让给舜的后人，那就不妨给自己加上舜的称号，自称“陈圣刘太平皇帝”，并大赦天下。

这个称号实在太诡异了，舜的后裔是陈氏，王莽在追溯祖先的时候，也是追到陈氏和舜帝。把“陈”加诸帝号之上，帝号里同时保留刘姓，就意味着哀帝既是尧后又是舜后。这种做法，颇有些异想天开，也的确是空前绝后，但平心而论，哀帝敢于回应如此重大事件，还能创造性地尝试解决问题，确实有武、宣之风范。

然而，只过了一个多月，事情悄然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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