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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书 第45章（第1页）

14永远无法即位的刘婴

居摄元年春（公元6年2月），王莽以天子之礼，依次在南郊祭祀天帝，在东郊迎春，在明堂行大射礼。完成这一系列祭祀礼仪之后，王莽设置了“柱下五史”，效仿先秦时君主的御史，侍奉一旁记录自己的言行。

又过了整整三个月，刘婴正式被立为皇太子。

皇太子这个身份极其微妙，意味着刘婴没有登基，还只是汉平帝刘衎的皇太子。但此时刘衎已死，王莽只是“假皇帝”和“摄皇帝”，那么“皇帝”是谁呢？

没有。此时的天下没有皇帝。

不是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吗？天下竟然没有皇帝？

这在后世看来相当惊世骇俗，但在当时却没有引起朝野的震动。为什么？

汉朝的皇帝即位之时，不仅要祭天，还要告庙祭祖。当年昌邑王被霍光所废，其中一个重要缘由就是昌邑王还没有祭拜高皇帝庙，因此被舆论认为尚不是合法皇帝。

刘婴既没有祭天，也没有祭祖，只是被选为继嗣时在宗庙中占卜过；王莽是王氏，没有资格也不可能去祭祀刘姓的宗庙，但他却在南郊祭天，这就透露了王莽摄政的真义所在：

“祭祀天帝”，意味着王莽从上天那里获得了天子的受命，成为实质上的“真天子”；但此时统治天下土地兆民的还是刘氏皇族。换言之，“天子”和“皇帝”是两个身份，受天命而做天子，祭祖庙而为皇帝。一代代刘氏皇族通过祭祀高皇帝庙来获得统治权，成为皇帝，刘婴虽然只是皇太子，但将来是要当皇帝的，所以王莽只能是摄政，是“摄皇帝”。

天子和皇帝，后人往往不加以区分，这也难怪，皇帝和天子绝大多数时候只是一人的两个身份。但是，西汉毕竟是早期的帝制皇朝，这个时候天子和皇帝并不能完全等同。

西汉后期，皇帝和天子有不同的玉玺，其中皇帝有三玺：皇帝行玺，用来任命诸侯王和官员；皇帝之玺，用来为诸侯王赐书；皇帝信玺，用来调发郡国军队。而天子也有三玺：天子行玺，用来赐给外国君主官爵；天子之玺，用来祭祀天地；天子信玺，用来调动附属国军队。用《孝经纬》的说法就是：

接上称天子者，以爵事天也；接下称帝王者，以号令臣下也。1

“天子”是一个来自周朝的旧称，皇帝是秦之后才出现的称号。天子意味着神权，源于天命；皇帝意味着治权，好比商周时期的王，源于祖先；天子是今文经学里的一个“爵位”，皇帝则是世俗称号。

所以，王莽在主持祭祀等面对“天”的活动时，称“假皇帝”，是向天强调自己的“代理”身份；在处理政务、面对臣民时，称“摄皇帝”，因为治民是皇帝的职权，强调的是“摄政”之义。换言之，“假”代理的是地位，而“摄”取的只是职权，两者不仅有区分，而且“假皇帝”的身份高于“摄皇帝”。打个比方，“假皇帝”好比副处长提拔为正处级，代理处长职位；而“摄皇帝”是副处长主持工作。

这正是王莽的措意所在：天下虽然没有皇帝，但是有“真天子”担任未来的皇帝——皇太子的摄政。所以天下并非群龙无首。

在王莽的描述里，周公当年也是这么做的。周公曾经向周的祖先祭祷，获得王命摄政称王。这也透露了时人对儒家的信仰相当稳固，普遍相信“周公践祚称王”是信史。

当然，其中的隐情在于，周公与周成王是同姓，周公的权力仍留在周王室之内，是家族内部权力的临时分配，不涉及天命，周成王照样是天子2。但王莽是异姓外戚，他没有途径从刘姓那里获得“王命”当皇帝，所以只能依靠天命的转移来当天子。

那么，昭示天命转移的是什么呢？

灾异与祥瑞。

汉室的灾异，王氏的祥瑞。

一个甲子以来，在层出不穷的灾异中，刘姓天命终结、新王继起的传言已经成为朝野的共识。元、成、哀诸帝并不是无动于衷，在祭祀、制度等许多方面尝试改制以避免天命终结，不仅没有收到好的效果，反而对传言推波助澜。这种情况下，王莽以安汉公的身份为汉室制礼作乐，效果显著，祥瑞迭出，就是在挽救汉室的天命。

但事到如今，祥瑞越来越多，王莽已经祭天了，皇帝还是刘氏的，将来怎么办？

如果王氏归政于刘氏，岂不是违逆了天命？

如果王氏当皇帝，合法性从何而来？

假如刘婴是一个成年人，在这个家族、世系、血统、天命的关口，他一定会有所作为，至少也会有所言说。可惜，他只有两岁，他的声音在历史舞台上是沉默的。

这种沉默中显现的，是儒经对历史的阐释。

作为经学的儒学，不仅应许未来，而且能够阐释历史。经与史，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而阐释权尤为重要。王莽逐渐掌握了对周公、尧舜的阐释权，也掌握了对刘婴身份的阐释权。

他是皇太子，但被赐号为——孺子。

皇太子本身就是称号，为何还要另外赐号？

简单来说，还是因为王莽对周公的模仿。《尚书》曾载，周公东征的时候，管蔡诸叔放出流言：

公将不利于孺子。

“孺子”就是周成王，王莽不会放过这个细节，称刘婴为“孺子”，既是对他年龄幼小的描述3，也是给刘婴的“官方称呼”，从而提醒世人，刘婴“就是”周成王，周公如何对待周成王，王莽就会怎样对待刘婴。

此真可谓“孺子可教”也。

15刘崇起义

三月立刘婴为皇太子，四月消息已传遍天下。

各地的刘姓宗室，算起来有十多万人4，无论是有爵位的，还是已经沦为普通臣民的，无不惊讶于天下没有皇帝这一制度安排，但绝大多数保持了沉默。他们的态度可能在暗暗分化，有人紧张观望，有人不问世事，有人唯恐失去禄位，当然也有人忧心忡忡、悲观不已。

宗室的众多分支里，汉景帝之子长沙定王世系流长，子孙众多，在这同一个世系下，既有起兵反莽又有请求王莽称帝的宗室成员，建立东汉的刘秀也属于这一世系，可谓集汉末宗室之大成。

安众侯刘崇是长沙定王世系之一，封地位于南阳郡。有趣的是，刘崇的封地安众侯国、王莽最初的封地新都侯国，以及同属长沙定王世系的舂陵侯国，三地相去并不遥远。安众国与新都国几乎挨着，在王莽赐九锡之后，新都国拓展了边境，与安众国可能接壤。这种现实压力，或许是刘崇对王莽摄政反应极为激烈的原因之一。

刘崇本人没有实权，就把安众国实际的主政者、国相张绍喊来商议。

张绍的从弟恰恰就是为王莽制定“路线图”的张竦，这兄弟俩看起来早就道不同不相为谋了，所以刘崇才敢把张绍招来密谋大事。刘崇的态度非常明确：王莽摄政，刘氏必危。

但是，天下包括宗室几乎没有反对王莽的声音。刘崇对此不以为然，他分析认为，大多数宗室是在沉默中等待爆发，只是没人敢带头，因此：

此宗室耻也。吾帅宗族为先，海内必和。5

在刘婴成为傀儡储君之后，刘氏皇族其实是知耻的，刘崇的心态在宗室中应该并不鲜见。昔年刘邦把刘氏子孙分封到各地，目的就是皇室受到威胁时，诸侯能够起兵勤王。

刘崇和张绍的策略是首先攻下南阳郡的首府宛城，宛城是富庶的中原大都，属于当时的“一线城市”，如果能以宛城为据点，则大事可期。所以，他和张绍只带了一百多人就起兵了，这个规模在当时恐怕与山贼差不多，他们原以为从安众国到宛城的路上，各处刘姓诸侯一定应者云集，队伍会迅速壮大，但不幸的是，刘崇猜中了宗室“知耻”的心态，却高估了宗室“后勇”的决心。

南阳郡没有任何其他刘姓王侯响应，包括同属长沙定王世系的舂陵侯家族。这一年，舂陵侯家族支属里有个十岁左右的名叫刘秀的孩童，还在认真读书，准备有朝一日到长安太学学习。刘崇的壮烈之举，似乎对这个家族没有影响。

刘崇带着一百多人攻打宛城，其结果可想而知。宛城位于盆地，三面环山，易守难攻，又是郡守治所，戒备森严，兵力充足。刘崇等人连宛城的大门都没攻进去就遭诛灭，刘崇、张绍等人全部死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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