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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书 第32章（第1页）

但是，有一样东西他无法通过皇权来消弭。自从他即位以来，天下仍然灾异频现，地震、水灾不断，朝野要求按照儒家改制以消除灾异的呼声越来越高。更极端的是，预言汉历中衰、天命转移的流言也时常传到刘欣耳中。

在当时天人合一、天命转移的氛围里，刘欣也不是局外人，同样深信不疑。但灾异、谣言毕竟只是一种现象，其内涵到底指向天子还是大臣，是指向外戚还是蛮夷？其解读却是开放的，也是存在争议的。当一种灾异有多种解释的现象越来越多，那么最终的解释权一定会转移到拥有实权的人物手里，比如皇帝刘欣。

总之，刘欣尽管对汉朝的未来忧心忡忡，但仍然葆有努力振奋、通过改制来力挽狂澜的希冀。

中央的朝局日渐明朗，被遣回新都国的王莽也在重新思考汉家天下。尽管史料匮乏，但以王莽的敏感性格以及他后来所做的事情推断，他应当注意到局势尚有余地：

第一，太皇太后王政君仍然健在，位极尊，无人撼动，中央官员和地方太守里还有一些是当年王氏举荐的人。

第二，傅、丁两家虽然气焰嚣张，但只知奢侈享乐并无大权在握。王莽就国期间，丁太后去世，归葬定陶国。刘欣令舅舅阳安侯大司马骠骑将军丁明送葬，从长安到定陶21约1300里，一路仪仗煊赫，耗费公帑无数。在定陶恭皇的陵园，刘欣竟然征集了五万人挖开陵墓复土，以便让丁太后与恭皇夫妻合葬。这件事过于张扬，使得傅、丁两家外戚备受讥议，成为灾异的指涉对象。王氏家族反倒成了公忠体国的“前朝故旧”，被拿来抒发对时政的种种不满。

第三，皇帝为消弭灾异，搞了一次“改元再受命”的操作，虽未成功，但透露了皇帝对天命的畏惧，证明他的心性仍可被儒家影响。这就意味着，天下仍然需要君子，需要贤哲，需要圣人。自遣就国那天起，朝中就有人为王莽鸣不平，有人甚至颂扬他是不世出的伟大人物。

有多伟大？圣人可乎？

在西汉，皇帝很少自称“圣”，主要是不敢22。而圣人如孔子，有圣人之德，无王者之位，晚年“获麟受命”，却大势已去，不得不绝笔《春秋》，将王者的功业寄托在经书中。孔子终究只是圣人而非王者，为后世所遗憾。

王莽就国的路上，经过许多郡县，常常会有当地名流官员想要拜会他，他却什么人都不见，陪伴他的主要是三名女婢增佚、怀能、开明。他咀嚼着圣人孔子的时运不济，仿佛也在周游列国，不免联想到自己同样空有圣人之德、贤人之能，却没有位置来舒展抱负，为天下开太平。与孔子的命运何其相似乃尔！

古往今来，凡是能被万众高呼推为教主的，无不是自己先有圣人的自诩。倘若自己都不信，如何能够通过行动和言语来感召世人呢？

新都国位于南阳郡，十七年以后，有个叫刘秀的人将从南阳起兵。当下的南阳繁华富庶，新都也是膏腴之地，但这未必能给王莽何种安慰，因为“遣就国”意味着被边缘化。

南阳太守对王莽的归国不敢怠慢，遴选了一名心腹属吏去新都国担任国相。这包含了复杂的考虑：这一时期侯国的国相相当于县令，掌握着侯国实权，列侯名义上是侯国的封君，实际只有食邑的好处，并无治国的权力。列侯一旦被“遣就国”，国相即负有监视和限制之责。因此，南阳太守既要考虑到不违逆皇帝的意旨，把王莽“看管”好；又要考虑到王莽的名誉和身份，不与他为敌，尽可能尊重他。这就需要选一个自己既信任又了解，且具备与王莽交往的资格和水平的人。

他选了孔休。

孔休是南阳本地人，从姓氏可知，他应该是圣人后裔。孔休是儒学中人，仰慕王莽多年，由于自身地位卑微，没有机会与王莽交接。接到去新都国担任国相的调令，孔休既惊且喜。

他一上任即主动拜见王莽，行臣僚之礼，而王莽也极尽礼数，两人一时相见恨晚，言谈甚欢。

国相名义上是王侯的臣僚，其实是汉官，并不会真的把王侯当主公。有些王侯与国相甚至会交恶，互相陷害。王侯谋反，先杀国相；国相不满，诬陷侯王，均屡见不鲜。王莽遇到孔休这样知礼谨慎的君子，两人还能叙一番君臣之情，实属难得。

王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处境，在新都国闭门不出，以避舆论。孔休则尽心竭力治理境内事务。有一次王莽生了重病，孔休日夜守候，极尽臣下之礼，令王莽感动万分。为了报答这份恩义，王莽像以往那样，将一把装饰有玉石的宝剑赠给孔休。

王莽与孔休已经交往颇深，理应知道孔休并非贪财好利之人，本就不该以贵重物品相赠，形同收买，待之以常人，反而降低对方人格。

孔休见此，果然大吃一惊，托言这是王莽私人爱物，且剑饰玉石，十分珍贵，坚辞不受。

王莽似乎没有感知到孔休的真实想法，认为孔休只是碍于情面不收，就说：“我没别的意思，也不是要送您宝剑，是看您脸上有块瘢痕，据说美玉可以祛瘢，我是特意送你剑上的玉石。”王莽边说边把宝剑上的玉石解了下来。

这番托词并不高明，所以孔休坚决不收。王莽突然产生一种被拒绝之后的“激情”，有些“恼羞成怒”——你越是不接受，我偏要送给你。这个劲头一上来，谁也拦不住。和因为别人讥诮他纳妾，愤而将女人送给朱博的行为完全一样，他的性格里有一种“极端”的因素：

莽曰：“君嫌其贾邪？”遂椎碎之，自裹以进休，休乃受。23

王莽就像“小宇宙”爆发一样，瞬间变得狰狞可怖，他说难听的话：“您是觉得这很贵重是吧？”他做难看的事，把那雕花的玉石砸碎，找了块布帛包了起来，必须要送给孔休。

孔休只得收下。

收下玉石的孔休，不仅对王莽爆发的这种“帝王之怒”倍感恐惧，也对他这极端的性格十分抵触，更对这位举世称颂的君子、践行礼仪的儒宗产生了幻灭。

王莽是当时的“公众人物”，很多儒生士大夫的偶像。历史上有不计其数的英雄偶像，一旦亲近就会褪去光环。王莽也是如此，他这种“神经症人格”24非亲近之人所不能知。而且，王莽不只是一个偶像，还自认是圣人，甚至是圣王，这种性格将日益显示出可怕的效应。

自此，孔休便有意与王莽保持距离，不再推心置腹，他的马车也越来越少出现在侯门的阙下。但越是如此，王莽就越要亲近孔休，好像完全看不出孔休在躲避他一样。多年以后，王莽确实成了帝王。他更加不能忘记卑微的孔休，以高官厚禄去聘任他当国师，孔休则称病不见。他的名字再次出现在正史里，是南阳老乡刘秀为了褒扬他对王莽的态度，赏赐了他的子孙。

17一摘使瓜好

从新都侯宅邸的阙下走过，很少有本地人见到大门是敞开的。但大家会忍不住猜测、议论，更多的是自豪，有这样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居住在这里。他谦逊知礼，深沉低调，很少抛头露面。直到有一天……

“新都侯的公子自杀了！”

传言很快得到证实。人们注视着从侯门徐徐而出的棺车，好事者还会跟随出殡的人群到郊外下葬，远近回荡着那首送殡的挽歌《蒿里》：

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

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25

新都侯面色凝重，悲痛万分，这可是丧子之痛，人之常情呀。

慢慢地，先是从孔休的治所传出不幸消息的来龙去脉，随后整个新都国的百姓都听说了这起悲剧的细节，再以后，这件事情传到了长安，内廷与外朝都知道王莽次子王获自杀了。

这件事令许多人震惊，也令许多人感喟。

说起来，事情非常简单，起因于王获为琐事杀掉了一名奴婢。

奴婢？不就是主人可以买卖和赠送的家庭财产吗？没错，但也不是任人宰割的牲口。从张家山出土汉简的情况看，奴婢是以“人”的身份被纳入主人户籍的，其民事责任与主人的子女相似。西汉自立国之初就有释放奴婢的先例，到了王莽的时代，主人擅杀奴婢甚至奴婢死因不明，都会被法律追究，即使贵为丞相高官也在所不免。

事实上，因为失去土地或是逃避徭役，有些农民甚至主动逃到达官贵人的羽翼之下充当奴婢。所以，奴婢在身份上当然低人一等，缺乏人身自由，被主人颐指气使、打骂呵斥可谓家常便饭，但主人并不敢随意杀死。特殊情况下，个别主人还会把身后财产留给奴婢，像卫青这样由皇室成员蓄养的奴婢，甚至机缘巧合成为大将军。

总之，列侯或是高官杀死奴婢必属犯罪，会受到处罚，更会受到舆论谴责，但还不至于偿命。在这种氛围里，王获杀死奴婢被王莽严厉切责是很自然的，但王获为此自杀又显得小题大做。

虽是自杀，谁都看得出，这是王莽逼的。

王莽有四个儿子，可从人情考虑，哪一个儿子不是心头肉呢？

王获之死产生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议论。

大多数人对此极为赞赏。不仅因为王莽大义灭亲，更在于奴婢问题是当时的社会热点，是儒家关注的重要伦理议题。儒家对此态度鲜明，“仁者，爱人”，如何对待奴婢，是苛刻还是宽容，显示着一位士大夫的德性高低。王莽为了一个奴婢不惜逼死儿子，体现了他对生命的尊重。

但也有一部分人大为惊骇。因为按照儒家的另一个原则，父子关系至为亲密，态度也很明确，不是什么伦理上的疑难杂症。孔子有个故事人尽皆知：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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