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提着一网兜橘子,一脸谄媚的笑。
他是我妈妈唯一的弟弟,在乡下上班,平时游手好闲。
他一进门,就先去医院看了外公,回来后,对着妈妈一顿声泪俱下的表态,说他也要尽孝心,要把他这些年存的私房钱都拿出来。
结果,他从口袋里掏了半天,掏出来一个手帕,里三层外三层地打开,里面是三十六块七毛钱。
他把钱塞给妈妈,说:“姐,我就这么多了,你别嫌少。”
妈妈面无表情地收下了。
舅舅也就顺理成章地在我们家住了下来,美其名曰“方便照顾”,实际上是躲在城里,逃避他在乡下欠下的一屁股人情债和风流债。
他的到来,彻底打乱了我们家原有的秩序。
他白天不敢出门,就在屋子里抽烟,把满是烟灰的搪瓷缸子随手放在地上。
他吃饭狼吞咽,汤汤水水洒得满桌都是。
他晚上睡觉打着响雷一样的呼噜,还说梦话。
我们家那股干净的、清爽的味道,被他身上那种颓败的、混杂着烟臭和汗臭的气味,彻底覆盖了。
妈妈没有赶他走。
她只是在舅舅弄脏了地板后,更沉默地、更用力地去拖地。
她甚至会帮舅舅洗那件散发着酸臭味的汗衫。
她把衣服泡在盆里,倒进很多洗衣粉,用刷子一遍遍地刷,那架势,不像在洗衣,更像在涤荡某种她无法忍受的污秽。
妈妈放下了所有的清高。
她写了困难补助申请,工整的字迹,详尽的陈述,交到了局办公室。
一个星期后,批下来三百块钱的慰问金。
工会主席把钱交给她时,拍着她的肩膀,说了很多官样文章的鼓励话。
妈妈低着头,一遍遍地说着“谢谢组织关怀”。
她还开始向同事们开口。
在一个个晚饭后的时间,她会深吸一口气,敲开那些曾经只是点头之交的同事的家门。
我见过她在财政股的李叔叔家门口,站了很久,才把那句“能不能周转一下”说出口。
也见过她从会计科的张阿姨家出来时,眼圈是红的,但手里捏着几张崭新的“大团结”。
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帮忙。
有的人会很热情地把她请进屋,听完后,就开始叹气,说自己家里也困难,孩子上学要交钱,老人看病要花钱,最后只能拿出二十块钱表示一下心意。
还有的人,从猫眼里看到是她,就干脆不开门。
那个夏天,我学会了从妈妈回家的脚步声里,判断她当天的收获。
如果脚步声轻快一些,说明借到了钱;如果沉重得像拖着铁链,那就说明又一次空手而归。
但无论结果如何,她回到家,第一件事,一定是拿起那个小小的记账本,用那支英雄牌钢笔,一丝不苟地记下每一笔人情债。
谁的名字,多少钱,她都记得清清楚楚。
那个本子,很快就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和数字,像一张越收越紧的网。
当所有的路都走到头,筹到的钱,离医院催费单上的那个天文数字,依然遥远时。
在一个下着小雨的星期天下午,她做出了一个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决定。
她让我换上一件最干净的衣服,然后,她自己也换上了那件只在过年时才穿的米色连衣裙。
“我们出去一趟。”她说。
我问:“去哪儿?”
她沉默了一下,说:“去找你爸爸。”
何斌。
这个名字,像一颗沉在水底多年的石子,被她重新捞了上来。
我们坐了很久的公交车,来到城市另一端一个混乱、嘈杂的城中村。
空气里弥漫着廉价餐馆的油烟味和下水道的臭味。
我们在一个挂着宏发货运招牌的、低矮的平房前停下。
妈妈在一个卖甘蔗的小贩那里,打听到了何斌的住处。
那是一栋私搭乱建的小楼,楼道里堆满了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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