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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1章（第1页）

首先，与现实发展相匹配的历史过程，被以神谕的方式来予以重现：&ot;伯沙撒王为他的一千大臣，设备盛筵，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伯沙撒欢饮之间，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皇后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来，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王的一切哲士都进来，却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ot;显然，这一对父子都遇到了同样的神谕难题，在无法解说之中迫切要求着解说，因为这是决定着巴比伦王国命运如何的预言。

于是，又得再次求助于但以理，而但以理在拒绝了伯沙撒王赏赐的同时，宣称&ot;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旨立人治国，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讲解是这样，就是神算出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就是你的国分裂归玛代人和波斯人！&ot;果然，伯沙撒王就在当天晚上被杀，而巴比伦王国至此覆灭。

如果一种预言的实现能够精确到年月日，在排出偶然因素之外，也就表明这一预言只能是根据历史事件来作出的，这就为进入历史空间的预言是否存在提供了明确的证据：不仅有着巴比伦王的死亡时向作证；而且还有着巴比伦王国覆灭之后出现的玛代人与波斯人建立的王国来作证。与此同时，在预言述说之中出现了一个悖论，即巴比伦人并非是耶和华的选民，民族宗教的唯一神本来是无法来决定其命运的，因而必须破解这一悖论，于是，除了犹太人的全民族拯救以外，又初步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宗教命题：如何通过个人&ot;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ot;来进行自我拯救。

由于这一命题的提出，实际上已超出了民族宗教的范畴，促动了面向每一个人的世界宗教的形成。这样，在《以西结书》之中已经出现过的民族复兴预言‐‐&ot;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地满骸骨，极其干枯。他对我说：&39;你要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干枯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你们就要活了！&39;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盖其上，气息进入骸骨，骸骨就活了。主对我说：&39;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39;&ot;‐‐将在《但以理书》之中得到更大的发挥，沿着使每一个人获救的思路前行。

这就是&ot;但以理在床上做梦，梦见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事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异象使我惊惶。&ot;在这里，可以看到&ot;人子&ot;这一称呼，更准确地说是形象，本来是《圣经&iddot;旧约》里面耶和华对于大先知的命名，也就是天使所说的&ot;大蒙眷爱的人&ot;。

虽然作为人子的大先知可以与耶和华的灵结伴同行，以便及时传达出预言来，但是，大先知本身的灵却常常要感到愁烦，依然保持着人的特性，这是因为除了种种的异象之外，最大的惊惶则是由一个&ot;像人子的&ot;类似形象的骤然出现而引起的。这个像人子的形象，已经不是《圣经&iddot;旧约》里面的先知，更像长期以来纷纷传言的救世主弥赛亚，并且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拯救犹太人的弥赛亚，这一形象实际上是有可能成为一切人的救世主，不仅&ot;亘古常在者&ot;的神赋予他一切的权威‐‐早已超出了耶和华给与全能先知摩西的权力‐‐而且&ot;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事奉他&ot;，远远地扩展了选民的范围，使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他的选民，从而使这位像人子的与《圣经&iddot;新约》之中的基督耶稣之间的距离比较接近。

在这样的前提下，确实可以说在《但以理书》里面出现的&ot;像人子的&ot;的形象，已经成为从人子到基督这一《圣经》转换过程之中的中介性形象，显示出民族宗教向着世界宗教过渡的发生。同样的超越自然也会出现在关于教义的述说之中：&ot;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的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道永永远远。&ot;这就是关于从复活到最后审判的初次述说，而这种述说显然是对于《传道书》之中所总括的进行了扩张：&ot;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的本分。因为人所作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ot;

必须指出的是，《但以理书》对于《传道书》进行的文本扩张，不仅在于继续强调对于神的群体性敬畏，其目的是为了使众人遵守律法，并且以神的惩罚来做为对于善恶的裁决；更在于特别要求对于神的坚信，以此来作为个体性获救的契机，因而人与神之间的交流，也就尽量减少了中介性的环节与层次，出现了超越先知而趋向基督的形象转换。因而，&ot;像人子的&ot;这一救世主形象的全部意义也就是：标志着从民族复活到个人获救的过渡，预告着一个从先知到基督的世界宗教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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