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节”在春秋时期,通常指关乎“仁”“义”“礼”“忠”的关键时刻,如君主无道时是否坚守道义、国家危难时是否挺身而出、利益诱惑面前是否坚守底线。“不可夺”则指君子的信念与原则不可被改变,即使面临死亡威胁、权力诱惑或利益收买,也绝不违背自己的道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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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春秋时期的晋国大夫叔向,在晋国发生“栾盈之乱”时,面临“大节”考验。栾盈是晋国的卿大夫,因不满晋国执政者的排挤,发动叛乱。叔向的弟弟叔虎参与了栾盈的叛乱,叔向因此受到牵连,被晋平公囚禁。有人劝叔向向晋平公求情,甚至可以通过贿赂的方式获释,但叔向拒绝了。他认为,自己并未参与叛乱,坚守了“臣对君”的道义,即使被囚禁,也不能违背原则去求情或贿赂。最终,晋平公查明真相,释放了叔向,并更加信任他。叔向的行为,正是“临大节而不可夺”的体现——在面临牵连、囚禁的危机时,坚守道义原则,不被利益或恐惧所动摇。
曾子提出“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正是强调君子需将“气节”作为担当的核心,在关键时刻坚守原则,不妥协、不退缩,以“勇”面对危险,以“义”坚守底线,以“刚”抵御诱惑,成为道德与信念的守护者。
(二)春秋时期的“守节”典范:孔子周游列国的坚守
孔子周游列国的经历,是“临大节而不可夺”的生动写照。孔子一生致力于推行“仁政”“礼治”的理想,周游列国十四年,历经无数艰难险阻,却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与气节,从未因利益诱惑或危险威胁而动摇。
在卫国,卫灵公虽对孔子礼遇有加,却只关心孔子的车马随从,对其政治主张毫无兴趣,甚至与孔子讨论军事,回避“仁政”话题。孔子深知卫灵公无意推行自己的理念,虽面临留在卫国可获优厚待遇的诱惑,却依然选择离开,留下“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坚定;在齐国,齐景公欲以“季、孟之间”的俸禄任用孔子,却不愿施行“礼治”,孔子明确表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拒绝了齐国的邀请;在陈国与蔡国之间,孔子与弟子们遭遇“绝粮”困境,弟子们大多病倒,子路甚至质疑“君子亦有穷乎”,孔子却依然“讲诵弦歌不衰”,向弟子们阐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的道理,坚守自己的理想与气节。
孔子的周游列国,不仅是传播“仁政”思想的过程,更是“临大节而不可夺”的担当实践——面对利益诱惑,他坚守“义”的底线;面对危险困境,他保持“勇”的坚定;面对他人质疑,他秉持“信”的执着。这种对信念与气节的坚守,成为儒家“守节”的典范,也为曾子“临大节而不可夺也”的论述提供了思想源泉。
(三)“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内在支撑:“仁”“义”“勇”的融合
君子之所以能在“大节”面前“不可夺”,并非单纯依靠意志力,而是源于“仁”“义”“勇”三种品格的深度融合,这三种品格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君子坚守气节的内在动力。
“仁”是“不可夺”的情感基础。君子心怀“仁”爱,将对百姓的关怀、对天下的责任作为自己的情感寄托,这种情感让他们在面对“大节”考验时,能够超越个人利益与安危,将“仁”的使命置于首位。例如,孔子之所以坚守“仁政”理想,正是因为他心怀对百姓疾苦的“仁”爱,不愿因个人安危而放弃为百姓谋福祉的使命。
“义”是“不可夺”的原则底线。君子以“义”为行为准则,明确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在“大节”面前,“义”成为他们判断是非的标尺,即使面临诱惑或威胁,也绝不跨越“义”的底线。例如,叔向之所以拒绝求情与贿赂,正是因为他认为求情与贿赂违背“义”的原则,宁愿被囚禁,也不愿突破“义”的底线。
“勇”是“不可夺”的行动力量。君子的“勇”并非鲁莽冲动,而是基于“仁”与“义”的“义勇”——在“大节”面前,他们有勇气直面危险与挑战,有勇气拒绝诱惑与压迫,以行动坚守自己的信念与原则。例如,周公旦之所以能平定叛乱,正是因为他拥有基于“仁”(守护周王朝与成王)与“义”(维护宗法制)的“义勇”,有勇气直面叛乱的危险,扞卫自己的使命。
“仁”“义”“勇”的融合,让君子在“大节”面前既有情感的温度,又有原则的坚定,还有行动的力量,从而实现“不可夺”的坚守,成为担当精神的灵魂所在。
(四)“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当代启示:坚守原则与信念
在当今社会,“大节”的形式虽与春秋时期不同,但“坚守原则与信念”的核心内涵依然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面对利益诱惑、权力压迫,还是面对道德困境、价值冲突,都需要我们践行“临大节而不可夺”的担当,坚守自己的原则与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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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坚守“道德底线”,不被利益诱惑。在当今社会,利益诱惑无处不在,如职场中的不正当竞争、商业中的欺诈行为、生活中的权力寻租等,面对这些诱惑,我们需以“义”为原则,坚守道德底线,不做违背良心与法律的事情。例如,企业家需坚守“诚信经营”的底线,不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不偷税漏税;公职人员需坚守“廉洁奉公”的底线,不贪污受贿,不滥用职权。
其次,坚守“价值信念”,不被外界动摇。在多元文化与价值冲击的当今社会,人们容易陷入价值迷茫,被外界的声音所左右。我们需明确自己的价值信念,如对“公平”“正义”“善良”的追求,在面对价值冲突时,不轻易动摇自己的信念。例如,媒体从业者需坚守“客观真实”的信念,不传播虚假信息,不迎合低俗趣味;教育工作者需坚守“立德树人”的信念,不功利化教学,不忽视学生品德培养。
最后,培养“义勇”精神,直面挑战与风险。坚守原则与信念往往需要面对挑战与风险,如遭受误解、面临压力甚至威胁,我们需培养基于“仁”与“义”的“义勇”精神,有勇气直面这些挑战与风险,以行动坚守自己的原则与信念。例如,whistleblower(举报人)需有勇气揭露违法违规行为,即使面临报复风险,也不放弃维护正义;志愿者需有勇气深入贫困地区或危险环境,即使面临艰苦条件,也不放弃帮助他人的使命。
五、曾子三句论述的逻辑关联:君子担当的完整图景
曾子提出的“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并非孤立的三句话,而是层层递进、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共同构成了君子担当的完整图景——“托六尺之孤”是君子担当的基础(守护信任与生命),“寄百里之命”是君子担当的拓展(承载家国与使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是君子担当的核心(坚守信念与气节),三者从具体到抽象,从行为到精神,完整勾勒出儒家理想中君子的担当品格。
(一)“托六尺之孤”:担当的基础——守护信任
“可以托六尺之孤”是君子担当的基础,因为它关乎“信任”的守护。信任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建立关系的基础,只有能够守护他人信任的人,才能进一步承担更重大的责任(如“寄百里之命”)。一个连他人托付的生命都无法守护的人,必然无法承担起治理家国的使命;一个连信任都无法坚守的人,必然无法在“大节”面前坚守信念。
例如,周公旦正是因为能够守护武王的信任,成功辅佐成王,才获得了治理周王朝的机会;子产正是因为能够守护郑简公的信任,妥善处理郑国的内政外交,才被托付治理郑国的重任;孔子正是因为能够守护自己对“仁”的信念(本质是对天下百姓的信任与承诺),才能够在周游列国时坚守气节。“托六尺之孤”所守护的信任,为君子承担更重大的担当奠定了基础。
(二)“寄百里之命”:担当的拓展——承载使命
“可以寄百里之命”是君子担当的拓展,它将“守护信任”从个人层面提升到家国层面,从守护个体生命拓展到承载家国使命。如果说“托六尺之孤”是君子担当的“小担当”,那么“寄百里之命”便是君子担当的“大担当”——它要求君子将个人能力与家国责任结合,以更广阔的视野、更深远的思考,为家国的发展与百姓的福祉贡献力量。
这种拓展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建立在“守护信任”的基础之上。只有能够守护个人信任的君子,才能获得承载家国使命的机会;只有具备“信”“仁”“勇”品格的君子,才能在承载家国使命时,不辜负家国的托付与百姓的期望。例如,子产正是因为在处理郑国政务时展现出“信”“仁”“智”的品格,守护了郑简公与百姓的信任,才被托付治理郑国的使命;孔子正是因为在周游列国时展现出对“仁”的坚守,获得了弟子与百姓的信任,才能够传播“仁政”思想,影响后世的家国治理。
(三)“临大节而不可夺”:担当的核心——坚守精神
“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是君子担当的核心,它将君子担当从行为层面提升到精神层面,从具体的责任承担升华到信念与气节的坚守。无论是“托六尺之孤”还是“寄百里之命”,最终都需要“临大节而不可夺”的精神支撑——在“大节”面前,只有坚守信念与气节,才能确保“托孤”不被背叛、“寄命”不被辜负;反之,若在“大节”面前失去坚守,即使能够暂时“托孤”或“寄命”,最终也会因信念崩塌而失去担当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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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周公旦若在叛乱面前退缩,即使他初期能够辅佐成王,也无法完成“托孤”的使命;子产若在晋、楚的压力面前妥协,即使他初期能够治理郑国,也无法实现“寄命”的价值;孔子若在“绝粮”困境中放弃“仁政”理想,即使他能够传播知识,也无法成为后世敬仰的“至圣先师”。“临大节而不可夺”的精神,是君子担当的灵魂,确保了担当的方向不偏离、价值不褪色。
六、当代社会的君子担当:传承与创新
在当今社会,虽然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曾子所阐述的君子担当精神,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现实价值。我们需要传承君子担当的核心内涵(守护信任、承载使命、坚守信念),同时结合当代社会的需求,创新君子担当的形式与实践,让君子担当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芒。
(一)个人层面:做有担当的“当代君子”
在个人层面,我们应将君子担当精神融入日常生活与工作,做有担当的“当代君子”——在人际交往中,守护他人的信任,诚实守信、关爱他人,践行“可以托六尺之孤”的担当;在工作中,承担自己的职责,提升能力、坚守初心,践行“可以寄百里之命”的担当;在面对道德困境与价值冲突时,坚守自己的原则与信念,不被诱惑或压迫所动摇,践行“临大节而不可夺”的担当。
例如,作为普通人,我们可以在朋友遇到困难时伸出援手,守护朋友的信任;作为职场人,我们可以认真负责地完成工作任务,不辜负企业的托付;作为公民,我们可以在面对不道德行为时勇敢发声,坚守社会正义的信念。这些看似微小的担当,正是“当代君子”的具体实践,也是君子担当精神在个人层面的传承。
(二)社会层面:构建有担当的社会氛围
在社会层面,我们应通过宣传、教育、制度建设等方式,构建有担当的社会氛围——通过媒体宣传有担当的先进典型(如道德模范、时代楷模),让更多人了解君子担当精神的内涵与价值;通过学校教育,将君子担当精神融入课程体系,培养青少年的担当意识与品格;通过制度建设,建立健全鼓励担当、惩戒逃避责任的机制,让担当者得到认可与奖励,让逃避责任者受到约束与批评。
例如,近年来我国开展的“道德模范评选”“时代楷模宣传”等活动,宣传了张桂梅、黄文秀、袁隆平等有担当的先进典型,让更多人感受到担当精神的力量;学校通过开展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等活动,让青少年在实践中培养担当意识;社会通过建立诚信体系,对诚实守信、有担当的个人与企业给予激励,对失信、逃避责任的行为进行惩戒。这些举措,都在推动构建有担当的社会氛围,让君子担当精神在社会层面得到传承与弘扬。
(三)国家层面:践行有担当的大国责任
在国家层面,我国应践行有担当的大国责任,将君子担当精神融入国家治理与国际交往——在国家治理中,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百姓谋福祉、为国家谋发展,践行“可以寄百里之命”的担当;在国际交往中,坚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帮助其他国家发展,践行“临大节而不可夺”的担当(如在疫情防控、气候变化等全球议题上坚守责任与正义)。
例如,我国在脱贫攻坚战中,投入大量资源帮助贫困人口脱贫,践行了“为百姓谋福祉”的担当;在疫情防控中,不仅保障国内人民的生命安全,还向其他国家提供疫苗与抗疫经验,践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在气候变化议题上,我国承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积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践行了“坚守正义与责任”的担当。这些举措,既是对君子担当精神的传承,也是对君子担当精神在国家层面的创新实践。
七、结语:传承君子担当精神,共创美好未来
曾子的“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穿越两千多年的时光,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这三句话不仅勾勒出儒家理想中君子担当的完整图景,更为当代人提供了修身立世、服务社会、贡献国家的重要指引。
在当今社会,我们面临着诸多挑战与机遇,更需要传承与践行君子担当精神——在个人层面,做有担当的“当代君子”,守护信任、承担责任、坚守信念;在社会层面,构建有担当的社会氛围,让担当成为普遍的价值追求;在国家层面,践行有担当的大国责任,为国家发展与全球进步贡献力量。
传承君子担当精神,并非要我们照搬春秋时期的行为模式,而是要汲取其核心内涵(守护信任、承载使命、坚守信念),结合当代社会的需求,创新实践方式。当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有担当的“当代君子”,当社会形成有担当的氛围,当国家践行有担当的责任,我们必将能够共创一个更加和谐、更加美好、更加有希望的未来,让君子担当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更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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