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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3章 博学不名 孔子自谦执御的智慧（第1页）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论语?子罕》中的这段记载，生动展现了孔子“博学而不自满、自谦而明定位”的精神境界。达巷党人以“博学而无所成名”赞叹孔子学识广博，却因涉猎太广难以用单一领域的“名家”标签定义；而孔子听闻后，并未居功自傲，反而以“执御”（驾驭马车）这一相对基础的技艺自比，既回应了“无所成名”的评价，又暗含“术有专攻、谦逊务实”的智慧。春秋时期，社会对“名家”的认知多局限于单一领域的专精，而孔子的“博学”突破了这种局限，他的自谦回应，不仅是对自身学识的清醒认知，更重新定义了“博学”与“专精”的关系。在当代社会，“博学”与“专精”的平衡仍是人们治学、择业、成长的核心命题，重新审视这段对话，对构建合理的知识结构、树立正确的自我认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溯源：春秋时期的“博学”语境与“成名”标准

要理解达巷党人的赞叹与孔子的回应，需先回到春秋时期的社会语境，厘清当时“博学”的内涵与“成名”的标准——正是特定的时代背景，让孔子的“博学”显得与众不同，也让他的“自谦执御”更具深意。

（一）春秋时期的“博学”：以“六艺”为核心的综合素养

春秋时期的“博学”，并非现代意义上“涉猎广泛”的泛泛之学，而是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核心的综合素养体系。“六艺”是西周以来贵族教育的核心内容，涵盖了礼仪规范、音乐审美、军事技能、实用技艺、文化知识、逻辑运算等多个维度，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博学”的核心标准。

在当时，“六艺”的每一项都有严格的规范与要求：“礼”包括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是社会秩序与人际交往的准则；“乐”涵盖诗歌、音乐、舞蹈，是陶冶情操、传递道德的载体；“射”指射箭技术，不仅是军事技能，更是礼仪活动（如射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御”指驾驭马车的技艺，包括驾车的姿势、速度、安全等，是当时重要的交通与军事技能；“书”指文字书写与文献阅读，是文化传承的基础；“数”指数学运算与逻辑推理，用于天文历法、土地测量等实用领域。

一个人若能熟练掌握“六艺”，便被视为“博学”。但在春秋时期，能真正精通“六艺”的人极为罕见——多数人或专注于“礼”“乐”等文化领域，或专精于“射”“御”等实用技艺，很少有人能在所有领域都达到较高水平。而孔子不仅精通“六艺”，还在此基础上广泛涉猎《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典籍，形成了更系统、更全面的知识体系，这种“超越六艺”的学识，正是达巷党人赞叹“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的原因。

（二）春秋时期的“成名”：以单一领域专精为标准

与“博学”的综合要求不同，春秋时期的“成名”标准更倾向于“单一领域的专精”——一个人若在某一领域达到顶尖水平，便能获得“名家”称号，如“礼学家”“音乐家”“射手”“御手”等。这种“成名”标准源于当时的社会需求：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社会亟需在特定领域有专精能力的人才，如精通“礼”的人可主持礼仪活动，擅长“射”“御”的人可参与军事行动，熟练“书”“数”的人可负责政务管理。

例如，春秋时期的鲁国乐官师挚，因精通音乐（尤其是雅乐），被称为“乐师名家”；郑国的颍考叔，因擅长军事谋略与驾车技艺，成为郑国着名的大夫；晋国的董狐，因精通历史记载与文献整理，被称为“良史”。这些“名家”都因在单一领域的专精而获得社会认可，成为当时的“成名”典范。

而孔子的“博学”恰恰突破了这种“单一领域专精”的“成名”标准——他在“六艺”及典籍领域都有深厚造诣，却难以用某一个“名家”标签定义。达巷党人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发出“博学而无所成名”的赞叹：既肯定孔子的学识广博，又困惑于无法用传统的“成名”标准为其定位。

二、解析“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达巷党人赞叹的深层内涵

达巷党人“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的赞叹，并非简单的“赞美”，而是包含了对孔子学识的敬畏、对“博学”与“成名”关系的困惑，以及对春秋时期知识体系变革的感知。这种赞叹，既凸显了孔子的独特性，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博学”认知的局限。

（一）“大哉孔子”：对孔子学识广博的敬畏

“大哉”二字，体现了达巷党人对孔子学识的由衷敬畏。这种敬畏源于孔子学识的“广度”与“深度”：从“广度”上，孔子精通“六艺”，涵盖文化、技艺、军事、实用技能等多个领域，远超当时多数人的知识范围；从“深度”上，孔子不仅掌握“六艺”的表面规范，更能深入理解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与道德理念，如他从“礼”中领悟到“仁”的核心，从“乐”中感受到“和”的精神，从“射”“御”中体会到“礼”与“勇”的结合。

据《论语》记载，孔子在不同场合展现出的学识让弟子与世人惊叹：在“礼”的领域，他能详细解释夏、商、周三代礼仪的差异与传承，甚至能根据礼仪细节判断一个国家的兴衰；在“乐”的领域，他听到《韶》乐后“三月不知肉味”，能精准分析音乐中的情感与道德内涵；在“射”“御”的领域，他能熟练参与射礼活动，驾车技术也达到当时的较高水平；在典籍领域，他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后世文化传承奠定基础。

这种“广度”与“深度”兼具的学识，在春秋时期极为罕见，让达巷党人不得不发出“大哉孔子”的敬畏赞叹——孔子的学识已超越了个人能力的范畴，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代表着当时知识体系的最高水平。

（二）“博学而无所成名”：对“博学”与“成名”关系的困惑

“博学而无所成名”的核心，是达巷党人对“博学”与“成名”关系的困惑。在他们的认知中，“博学”与“成名”应是统一的——一个人若学识广博，理应在某一领域专精并“成名”；但孔子的情况却打破了这种认知：他学识极为广博，却无法用单一领域的“名家”标签定义，这种“矛盾”让达巷党人感到困惑。

这种困惑源于当时社会对“知识结构”的局限认知——多数人认为，知识体系是“单一领域的纵向深入”，而非“多领域的横向贯通”。因此，他们难以理解孔子“多领域贯通”的知识结构，只能用“无所成名”来描述这种独特性。实际上，孔子的“无所成名”并非“没有专长”，而是“专长太多，难以单一界定”——他在“礼”“乐”“书”等领域的造诣，都足以让他成为当时的“名家”，但由于他在多个领域都达到了较高水平，反而无法用某一个“名家”标签来概括。

达巷党人的这种困惑，也反映了春秋时期知识体系的变革趋势——随着社会的发展，单一领域的专精已无法满足复杂的社会需求，“多领域贯通”的知识结构逐渐成为趋势，而孔子正是这种变革趋势的先行者。他的“博学”预示着未来知识体系的发展方向，只是当时的社会尚未完全适应这种变革，因此才会有“无所成名”的困惑。

三、解析“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孔子自谦回应的深意

面对达巷党人的赞叹，孔子并未居功自傲，而是以“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回应，看似自谦选择“执御”这一相对基础的技艺，实则蕴含着“谦逊务实、明确定位、重道轻术”的深层智慧。这种回应，既是对达巷党人“无所成名”评价的巧妙回应，也是对弟子与世人的言传身教。

（一）自谦务实：摒弃虚名，回归本质

孔子选择“执御”作为自己的“专长”，首先体现了“自谦务实”的态度——在“六艺”中，“御”（驾驭马车）是相对基础、实用的技艺，与“礼”“乐”等文化领域的“高雅”不同，“御”更贴近日常生活与实际需求，不需要复杂的理论体系，只需熟练的操作技能。孔子选择“执御”，并非真的认为自己只有“执御”的专长，而是通过这种自谦，摒弃“博学名家”的虚名，回归知识与技艺的“实用本质”。

在孔子看来，知识与技艺的价值不在于“成名”，而在于“实用”——无论是“礼”“乐”还是“射”“御”，都应服务于社会与民生，而非用于追求虚名。他曾说：“君子不器”（《论语?为政》），意思是君子不应像器物一样，只局限于某一种功能；但他同时也强调，任何知识与技艺都应具备实用性，不能脱离实际。选择“执御”，正是孔子对“实用本质”的强调——即便像“御”这样基础的技艺，只要能满足社会需求，就具有价值；而自己的“博学”，也应服务于“实用”，而非追求“成名”。

这种“自谦务实”的态度，对当时追求虚名的社会风气是一种批判。春秋时期，一些人虽有一定学识或技艺，却热衷于追求“名家”虚名，忽视知识与技艺的实用价值，如一些礼学家只注重礼仪的形式，却忽视礼仪背后的道德内涵；一些射手只追求射箭的精准，却忽视射礼中的礼仪规范。孔子的自谦回应，正是为了引导世人摒弃虚名，关注知识与技艺的本质价值。

（二）明确定位：在博学中找到“切入点”

孔子选择“执御”，还体现了“在博学中找到切入点”的定位智慧。达巷党人认为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本质上是认为他的知识体系过于庞大，缺乏一个明确的“核心切入点”。而孔子选择“执御”，正是为了回应这种困惑——即便学识广博，也需要一个具体的“切入点”来落地，而“执御”便是他选择的“实用切入点”。

在孔子的知识体系中，“御”虽只是“六艺”之一，却具有“贯通性”——“御”不仅是一种技艺，还与“礼”“射”等领域紧密关联：在射礼中，需要“御”来驾车运送射手与武器；在军事行动中，需要“御”来保证军队的机动性；在日常出行中，需要“御”来确保安全与效率。通过“执御”这一切入点，孔子可以将“礼”“射”等知识与技艺融入实际应用，实现“博学”与“实用”的结合。

这种“明确定位”的智慧，对当代人具有重要启示——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许多人陷入“博学而迷茫”的困境，虽涉猎广泛，却找不到具体的应用方向。而孔子的选择提醒我们：博学不是目的，而是基础；在博学的基础上找到明确的“切入点”，将知识转化为实用能力，才是关键。

（三）重道轻术：技艺为“道”服务

孔子选择“执御”，最深层的深意是“重道轻术”——在他看来，“御”等技艺（术）只是工具，而“仁”“礼”等道德理念（道）才是核心；技艺的学习与应用，都应服务于“道”的实现。他曾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明确将“道”“德”“仁”置于“艺”（技艺）之上，认为“艺”是服务于“道”的手段。

在孔子眼中，“御”不仅是一种驾车技艺，还蕴含着“道”的内涵：“御”需要“专注”，对应着做事的认真态度；“御”需要“平稳”，对应着为人的中庸之道；“御”需要“安全”，对应着对他人的责任与关爱。因此，选择“执御”，并非只看重其技艺本身，而是看重其背后“道”的内涵——通过“执御”的技艺实践，传递“专注”“平稳”“责任”等道德理念，实现“术”为“道”服务的目标。

这种“重道轻术”的理念，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他的“博学”，本质上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与传播“道”（仁、礼等道德理念）；他对“六艺”的精通，也是为了通过技艺实践，让“道”落地生根。达巷党人只看到了孔子的“博学”（术），却未完全理解其背后的“道”，而孔子的回应，正是为了引导弟子与世人关注“道”的核心，而非仅仅停留在“术”的层面。

四、“博学”与“专精”的辩证关系：从孔子自谦看当代启示

孔子的“博学”与“自谦执御”，揭示了“博学”与“专精”的辩证关系——博学是基础，专精是关键；博学为专精提供广阔视野，专精为博学提供落地支撑；二者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这种辩证关系，对当代人治学、择业、成长具有重要启示。

（一）博学是专精的基础：拓宽视野，避免局限

在孔子的知识体系中，“博学”是“专精”的前提——正是因为他精通“六艺”、涉猎广泛，才能在“御”等具体技艺中理解其背后的“道”，实现“专精”与“道”的结合。若缺乏博学的基础，专精便会陷入“狭隘”，只能停留在技艺的表面，无法理解其深层内涵与应用场景。

1.历史中的“博学促专精”案例

东汉时期的张衡，便是“博学促专精”的典范。张衡不仅精通天文、历法、数学、机械制造等多个领域（博学），还在天文领域实现了专精——他发明了浑天仪，用于观测天象；发明了地动仪，用于检测地震。他的专精并非孤立的，而是建立在博学的基础上：天文观测需要数学知识的支撑，机械制造需要物理知识的辅助，而历法研究又与天文观测紧密关联。正是因为博学，张衡才能在天文领域不断突破，成为东汉时期伟大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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