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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0章（第1页）

事实上，张之洞对西政议院制的称许不逊于某些维新派人士，他在说明西国议院制后说&ldo;君与臣民，相去甚近，威仪简略，堂廉不远，好恶易通，其尊严君上不如中国，而亲爱过之。&rdo;这段话表面上为了证明西国亦有&ldo;君臣之伦&rdo;而说的，实际上却说明了议院制的优点。对西学的优点应持什么态度，张氏明确说：&ldo;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rdo;。上述可见他认为中国的&ldo;阙&rdo;与&ldo;疾&rdo;应用西学西政来加以克服。这比之冯桂芬仅仅说说&ldo;君民不隔不如夷&rdo;的水平要高出一个时代。当然，处于他那样总督高位的当权重臣，必须强调维护&ldo;圣教&rdo;的原则，他说：&ldo;西政西学，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征，为之固亦不嫌。&rdo;这里张之洞有着封建性和资本主义性的矛盾。张氏以很大的热情和毅力举办了钢铁、纺织等大型工业企业，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相当程度改变了他的阶级属性，即由封建性逐渐向资产阶级性转变。这种封建性与资本主义性的矛盾，表现在政治上就是既要学西政以&ldo;补阙&rdo;&ldo;起疾&rdo;，又不敢作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人际关系上，一定条件下可以与康有为维新派联盟，另一条件下则站在维新派对立方面与顽固&ldo;政变&rdo;派合流。

由此可见，张之洞的《劝学篇》如果作为政治纲领看是与维派对立的，但已不完全是&ldo;中体西用&rdo;的思想体系，而是对它有着突破的倾向，成为一种介乎洋务派的&ldo;中体西用&rdo;与维新派的某种程度的&ldo;西体西用&rdo;之间的&ldo;中西合一&rdo;观。这种观点，在1900年至1901年八国联军入侵和义和团运动中，从书本变为政治行动，那就是声振一时的张氏与江督刘坤一会衔上奏的&ldo;江楚会奏变法三折&rdo;：《变通政治筹议先务四条折》、《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它们成为20世纪初叶以慈禧太后为首发动实行的&ldo;新政&rdo;的蓝图。此三折的观点及其内容，基本上与《劝学篇》相一致。因此，名为刘、张合奏，实际上主要是张之洞的&ldo;版权&rdo;。

戊戌政变中，洋务派与顽固派合流扼杀维新派，政变之后，洋妥派对于顽固派一切&ldo;复旧辙&rdo;甚为不满，主张所谓&ldo;执两用中&rdo;的较为开明的方案，但顽固派毕竟在朝廷中占据上风，变旧为新固不容易，废帝立储之声又播内外。对此，洋务派既持有异议，亦为列强所不容。正在改革守旧举棋不定之际，打着&ldo;扶清灭洋&rdo;旗号的义和团运动兴起了，这正中顽固派的&ldo;下怀&rdo;，以慈禧为首的一批顽固分子，利用义和团与列强决一雌雄。本来对在政变后&ldo;复旧&rdo;而与顽固派有分离倾向的洋务官僚们张之洞、刘坤一等人，酝酿着与中央政府的对抗。张、刘等在盛宣怀穿针引线下，拉拢袁世凯、李鸿章等一批东南、中南乃至西南督抚，与帝国主义签订《东南互保章程九款》，宣称清廷&ldo;二十五各省招义民御侮&rdo;之诏为&ldo;矫诏&rdo;，公开抗旨。处于四面楚歌声中逃亡西安的清王朝，一面下达剿拳、惩凶（主要是处治顽固派）的诏谕，另一方面于1901年1月29日发布行&ldo;新政&rdo;的变法上谕。刘、张经过观察酝酿，延至同年10月2日即《辛丑条约》签订后近一个月始将&ldo;三折&rdo;上达清廷。比清廷限期2个月&ldo;议复&rdo;晚了半年有余。

&ldo;三折&rdo;，为&ldo;新政&rdo;规划了基本的纲领和方案。它具有强烈的突破&ldo;中体&rdo;的倾向。在&ldo;整顿中法&rdo;一折中，开宗明义指出：&ldo;立国之道，大要有三，一曰治，二曰富，三曰强。国既治，则贫弱者可以力求富强，国不治则富强者亦必转为贫弱。&rdo;这里的&ldo;治&rdo;的含义，己不是中世纪式的吏治，而是包含着西学对于中学的冲击和对&ldo;中体&rdo;变革的特异内涵。这种把富强的根本归结到近代式的政治改革上的见解，在洋务官僚的&ldo;辞典&rdo;中是罕见的。在洋务运动中，只谈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致富强的问题，不谈政治上如何改革，更不谈富强要以政治上的改革为前提。兹摘引张之洞的几段话来说明其政治改革的观点：

&ldo;上下情通，既能周悉民隐，亦能鼓舞贤才，故成功易。……上下否隔，民情多壅于上闻，人才亦难于自见，故致治难。&rdo;

&ldo;外国百年以来，其听讼之详慎，刑罚之轻减，监狱之宽舒，从无苛酷之事，以故民气发舒，人知有耻，国势以强。……外国案以证定，中国案以供定，……故外国听讼从不用刑求。&rdo;（中国则）&ldo;滥刑株累之酷，囹圄凌辱之弊，往往而有。……外国人……讥为贱视人类。驱民入教，职此之由。&rdo;

上一条说明了必须纠正君民远隔之弊，做到下情上达，这正是几十年来主张民主政治的中心议题；第二条表明中国法制远不如外国，把中国法制&ldo;贱视人类&rdo;的话也上达皇帝，这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刘、张没有作出明确答案，但当时对洋务官僚实行变法的起参谋作用的郑观应却对此作了实际上的注释。那时，盛宣怀也高倡变法实行新政，问计于其老友郑观应：&ldo;变法以何者为先&rdo;？郑答曰：&ldo;中国病根在于上下不通，譬如人身血脉阂隔，寖成痿痺，势必一蹶不振。今欲除此病根，非顺民情、达民隐，开国会设议院不可。……从前民间举动，虽合公理，顺人心，苟与政府意见相背，小则斥为惑众，大则指为叛逆。……酷吏权奸，残害忠草，……若设议院，则公是公非，奸佞不得弄权，庸臣不得误国矣！&rdo;郑观应所说的病根与刘、张相同，其解决办法是设议院。这当然是刘、张所不曾、也不愿讲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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