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儒学在整个发展中是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的。孔、孟、荀为第一代儒学。董仲舒实际上是第二代了,儒学开始宗教化和制度化。第三代是陈、朱、陆、王的性理之学。从康有为开始的,儒学与西方近代民主、科学思想交流融通,于是形成近现代新儒学。一直到现在,对儒学的讨论到了更加白热化的地步。但是我们回顾整个的文化发展,实际上就是围绕儒学在打转转。从先秦的百家争鸣,到西汉的独尊儒术,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史学界的看法一分为二,这是因为所秉持的基本史观不一样。以当时的作用来看,功劳很大,因此褒之;而从对今天的影响来看,又多有抑损,因此贬之。当然这只是一个争议,更彻底的争议是孙景坛先生发表长文,证明&ldo;天人三策&rdo;不是董生所作,而系班固伪造。这种说法也自成一家。
不管怎样,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汉皇朝总结历史经验,经历了几十年的选择而定下来的官方哲学,对巩固其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黄仁宇的观点比较中立,庞大。他认为汉武帝和他的近臣将所谓&ldo;儒术&rdo;扩展之后又延长,以致包括了有利于中央集权官僚政治所必需的种种理论与实践的步骤。孔子所提倡的自身之约束,待人之宽厚,人本主义之精神,家人亲族的团结,和礼仪上之周到等全部构成官僚集团行动上的规范。孟子所倡导的人民生计与国本攸关也毫无疑问地被尊重。注重农桑贬斥商业原为法家宗旨,也一并拿来构成武帝御制意识形态之一部。其他法家的措施,如官方专利盐铁,以严峻刑法维持人民纪律也同样被袭用。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策略将百家糅杂而成。
后世有人夸赞董仲舒是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思想家,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了如何进行统治的理论基础,这算是联系当时情况比较确切的评价。
广纳贤良图伟业 人才济济壮汉威
怎么把一块肉公平地切成两块分给两个人呢?你会说用秤称,其实不对。在汉初的时候,有个人想出一个绝妙的办法,他让这两个人一个人可以切肉但不能选择,只能选另一个人选剩下的那块,另外一个人呢,不切肉,但是有优选的权利。这样的话由于二者权力制衡,第一个人不管怎样切,为了保证他自己不吃亏,他就得尽量把肉切得公平一点,这样一来,不用秤称也能保证公平。两人都不会有怨言,拥有选择权的人,他自己选择的,因此没有理由说什么,拥有切肉权的那位,由于自己知道规则,也没有什么话说。这样巧妙的主意是谁想出来的呢?是陈平。
史书上记载,他为乡里分肉,甚为均衡。用的办法应该就是上面所说的,一分为二,再分为四,直至分到人人有份。他为乡人所赞,他感叹说:&ldo;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rdo;意思就是&ldo;假使我陈平能有机会治理天下,也能像分肉一样恰当、称职&rdo;。可见其当时抱负之大。但是往前追溯,我们知道封建世袭,正如钱穆所说&ldo;天子之子为天子,公之子为公,卿之子为卿,大夫之子为大府&rdo;,做大官是要有一定的血统的。陈平幼年时,家中贫困,想做宰相,岂不是白日做梦?但是众所周知,他后来还真做了文帝的宰相。这在秦汉以前讲究门第血统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实际上在整个汉朝,官方对人才的吸纳也颇显宽泛。
清人赵翼概括说:&ldo;汉初诸臣,唯张良出身最贵,韩相之子也。其次张苍,秦御使,叔孙通秦待诏博士。次则萧何沛吏掾,曹参狱掾,任敖狱吏,周苛泗水卒史,傅宽魏骑将,申屠嘉材官。其余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皆白徒。樊哙则屠狗者。周勃则织薄曲吹箫丧事者。灌婴则贬缯者。娄敬则车者。一时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将相,前此未有也。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rdo;
汉武帝的时候,人才济济,来源也很宽广。《汉书》称赞说:&ldo;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荐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制诰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庄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其余不可胜记!&rdo;
这其中公孙弘放过猪,早年时没有什么显赫地位。东方朔也没有什么显赫身世。李延年则出身倡家,地位更低。关于张骞,早期历史上没有记载,但是应该不是显赫之家,否则不会没有记录。卫青、霍去病都是私生子。金日石单甚至是匈奴人。
再比如光武帝时的邓禹、贾复、吴汉等,都是提拔于民间。
这固然得益于当时皇帝的广阔胸襟和开放的社会环境。但是从武帝开始,兴太学之后,选拔制度就趋于定型。由此依靠皇帝个人品行而选拔人才的灵活措施,逐渐由官方建立起了一整套的选拔制度而代替。虽然比之从前,略显古板,但是长远来看,则利大于弊。
所谓太学,就是国立大学,全国仅此一所,有点像今天的中科院与社科院。按照钱穆的观点看,太学的学生考试毕业分两等。甲科出身的为郎;乙科出身的为吏。武帝之前,郎官来自两千石官的官家子弟,按照老规矩,他们一般得照例请求,然后才能将子女送进皇宫当侍卫。作为候选接班人,其实跟我们现在的入党积极分子差不多。皇帝要考察你,等到在皇帝面前服务几年后,然后政府需要人,就从这些预备的人里选。武帝之后,这种实际只在权贵中流行的选拔方式,就开始发生变化了。董仲舒建议立太学,以彰儒学之影响,改革选拔制度,从天下求贤良。于是以儒家学说为标准进行考试,吸引了许多民间知识分子,这些人不是贵族子弟。而汉朝开国时,高帝刘邦用人有术,很多官员全是自民间而异军突起,是因为当时刚建国,特殊情况决定,与刚才说的不同,需另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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