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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第1页）

他就是踏着末世的挽歌声而来的。1792年，当他出生之时，盛世实际上已开始滑坡。那一年，天下大旱，直隶、山东、河南、陕西等地旱情尤其严重，表面上的&ldo;康乾盛世&rdo;潜伏着末世的因子，繁华如同泡沫，一个以农业文明支撑起来、盛极一时的皇权专制时代，隐隐可以听到挽歌声。就在他出世的第二年，1793年，远来的英国使节到达北京，傲慢无知、诗书风流、糟蹋了历代无数珍贵书画的爱新觉罗?弘历试图以一纸敕书拒人于万里之外。远在元朝时，意大利的马可?波罗来华，曾惊叹于东方的繁华鼎盛，仰慕东方农业文明社会流淌着黄金般的富庶，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极尽渲染之能事。明代起陆续来华的传教士也未能丝毫触动这个古老民族的神经。然而时隔数百年，当英国的船只载来马嘎尔尼一行时，一切都发生了悄悄的变化，无论高高在上的乾隆皇帝，还是垂着辫子的大臣，竟然没有人意识到，没有人捕捉到这一信号。

比魏源早生两年的龚自珍注定要成为近代思想界的第一声号角。当他在西湖写下《湘月?湖云如梦》这一年，他也写出了《尊隐》等文，在&ldo;山中&rdo;和&ldo;京师&rdo;的对比中，他已敏感到&ldo;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rdo;的&ldo;大音声&rdo;正在地底下运行。他自己对此文很是得意，直到晚年的《己亥杂诗》中还有&ldo;少年《尊隐》有高文&rdo;一句。

1823年，龚自珍的母亲去世，他将母亲的遗骸送回杭州安葬，在墓边种了5株梅花。他一生中手种梅花无数，常以&ldo;梅花&rdo;自况，但他的体验远远超越了林和靖&ldo;梅妻鹤子&rdo;、独善其身的隐士情怀，而是从梅花中体悟到了新的东西，深刻地看到了科举制的弊端，专制对英才的扼杀，强烈地感到了八股取士以一种僵化的模式将天下人才一网打尽的痛苦。他在1839年写出了著名的《病梅馆记》，痛击&ldo;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rdo;，从而造成病梅的时代病根。由他的《病梅馆记》我想起丰子恺的一幅漫画，用大剪刀修剪灌木，将高矮不平、错落有致统统修剪得一样整齐。我还想起了长城上的每一块砖，都是一样尺寸大小。梅花也是如此。这仿佛是中国所有读书人的宿命，逃避不了被这个烂熟的登峰造极的皇权专制体制修剪的命运。

《病梅馆记》和后来的315首《己亥杂诗》一样，也是龚自珍本人一生命运的见证。早在1822年他就呼吁改革科举制度，其中恐怕就有自己的切肤之痛。他虽然出生在名门望族，仕途却是那么坎坷，三次乡试落第（1818年27岁那年才中举人），之后参加会试，屡试不第，1821年春就任职位卑微的礼部内阁中书。1829年，他38岁那年才好不容易在第六次参加会试时中了第95名。在殿试的策论中，他提出革新的主张，中了三甲第19名，赐同进士出身。接下来的朝考，他却未能入翰林，考军机处也不成，表面的原因是书法不中程式（&ldo;楷法不中程&rdo;），深层的原因还是他身上的棱角，他的思想与那个&ldo;衰世&rdo;的冲突。

1815年是乙亥年，1816年是丙子年，25岁的龚自珍曾以考史、论经、寓言形式写出《乙丙之际箸议》20多篇（&ldo;箸议&rdo;，就是私下的议论），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学术、个性解放等方面。其中，他提出了&ldo;衰世&rdo;这个概念，把三世重新分为&ldo;治世&rdo;、&ldo;乱世&rdo;、&ldo;衰世&rdo;。在他看来，所谓&ldo;衰世&rdo;就是‐‐

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

也就是说放眼望去，举世都是平庸窝囊之辈，浑浑噩噩，只知道吃喝玩乐，都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表面上看起来典章制度俨然，等级秩序严密，礼仪规范分明，一切都像模像样，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官方的统计数字处处让人感到繁荣昌盛，似乎前程一片大好。一切都像是盛世，然而人的廉耻心、上进心、作为心都被束缚、被剥夺，整个社会在骨子里失去了生机和活力，一片万马齐喑。不要说朝廷没有像样的宰相，军队没有像样的将军，学校没有像样的读书人，田野没有像样的种田人，工场没有像样的工匠，街市没有像样的商人，就连像样的小偷、强盗也都没有。不要说找不到真君子，连真小人也变得稀罕。这就是他概括的&ldo;衰世&rdo;现象。敏感的龚自珍分明已感受到了&ldo;乱亦竟不远矣&rdo;。

告别&ldo;衰世&rdo;，走出万马齐喑的专制长夜，青年龚自珍在内心深处发出了呐喊。他批判摧残人性的软刀子，他相信&ldo;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rdo;的历史观，他知道&ldo;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rdo;。变是正常的，不变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可能的。&ldo;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rdo;&ldo;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rdo;，他用《易经》的语言呼吁变法革新。1817年，他写下《平均篇》，提出调节君、臣、民之间财富关系的办法，主张遏止贫富两极急剧分化的趋势。那时清廷严刑峻法，文网严密，动辄得咎，但毕竟已到了&ldo;衰世&rdo;，像龚自珍这样叛逆的声音还能发出来，而且并没有遭到什么严厉的处置，专制的链条确实开始松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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