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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永新：现在我们来谈谈《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这篇小说是你的某段生活经历的写照或者说它是你的一部自传吗？就我的阅读范围来看，你的写作大都体现了一种虚构的倾向，而这类带有自传性质（不知道这个界定词是否准确）的文体你很少涉及。在我的记忆中，《乌鸦之歌》也算是一篇。写完第一稿，小说是五万多字，你觉得意犹未尽，又拉长了两万多字。写完之后你打电话告诉我感觉好极了，有一种飞起来的感觉，这是为什么？

池莉：《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依然是一部虚构小说，没有自传的性质。不错，我是末代知青，但是非常遗憾，我是一个模范知青，循规蹈矩的女孩子，除了私下迷恋写作之外，没有任何离经叛道的行为。正因为迷恋写作，我从下放的第一天起就睁大眼睛观察一切，几乎每天都有详细的日记，早就预谋写小说。因为对于一个十七岁的高中生来说，上山下乡是踏上社会的第一步，而且这第一步是那么宏大，热闹，从党中央毛主席到学校老师和家里的父母，都重视得不得了，我觉得这其中非常具有文学因素。可是，这个预谋居然一酝酿就是二十多年。二十多年来，我屡写屡败，刚刚开头就茫然失措。我不着急，放下了念头。我知道我对于这段生活的思考与挖掘还没有成熟。没有料到，2000年11月的某一天，我正在阅读和长篇的状态之中，可是我突然中了魔，我看见豆豆这个充满反抗精神和反叛心理的女高中生顽皮地打断了我长篇的写作，活泼地从1974年的秋天向我走来。于是，我知道二十多年的酝酿结果了。我立刻就动手写这个小说，一动笔便鬼使神差一般流利。

本来我没有篇幅上的考虑的，中途接到了钟红明的约稿电话，说好了给《收获》新年的第一期。因为第一期发稿在即，我不得不在篇幅上事先作一个预算。篇幅预算是五万余字，可是写到大半过后，我就知道五万字不够了。我很后悔提前答应给稿，我恨自己对自己的作品缺乏责任心，但是，刊物必须按时发稿不得儿戏，这样，我写作的时候手就很紧了，就象穷人用钱，处处节制，心里却很憋屈和难受。没有想到很快，“收获”的朋友们便为我提供了一个舒展这部小说的机会，这不等于是给我发了一笔钱吗，那么就好好地放手地用吧。所以，第二稿的修改和润色便成了我的幸福时光。当放松和尽情地书写先前被迫紧缩的地方的时候，豆豆和她的朋友们都来到了我的身边，那个时代也回到了我的身边，许多的表达都饱满的盛开──而不像第一稿那么不明显。这情形真是让人高兴，感觉真是像飞行那般流畅和自由。写作对于我，最愉快的莫过于这种获得充分表达的过程。

程永新：如果《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是一篇知青小说，那么它同以往的知青小说有什么不同？如果它不是知青小说，那我们如何来界定它？是成长小说吗？在早期知青小说里，知青全是英雄，而在你的小说里，“英雄”成了猥琐庸常之辈，这是否表达了你对生活的一种基本判断？

池莉：《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算知青小说？还是算成长小说？对于我，都无所谓。我看重的只是我抓住和表现了中国七十年代中期的一段历史和几个人物。中国的孩子是怎么成长起来的？我要说的是这个。因为眼看着正在形成的历史，给我们这代人的定位很笼统，说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蜜罐里，可是事实没有那么简单。知青运动也没有那么简单。以前写知青的小说，要么写英雄，要么写谴责，要么写一种空虚苍白的怀念，显然都受制于狭隘的意识形态和狭隘的文学观念。我不写英雄，也不写谴责，也不写空虚的怀念，更不写什么好孩子或者坏孩子，我只想写一些个年轻的个体生命在那个时代环境里的真实状况和成熟过程，想写出一些特殊的时代环境，想写出在我们中国某些特殊的时代环境里，坏往往是好，好其实不那么好，我们得当心地活着。我要传达给读者的大约就是这些。我力求把小说写得更好看，力求文字有一种抓人的力量，我力求吸引读者参与小说的审美，在审美过程中，我向读者密传对于生命的感悟，那种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生命感悟。

程永新：《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与你以往的作品相比，创作风格存在什么不同的变化吗？如果存在的话，你能否谈谈这种不同？这部作品在你的写作生涯中是否占据很重要的位置？

池莉：我的创作风格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的每一部小说都在求异，都根据选材的不同采取了不同的结构、语感、语言色彩以及贯穿整部小说的气场。比如侧重心理探密的《惊世之作》与侧重客观生活的《生活秀》，阅读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很独特，写七十年代中期的少男少女，自然与所有的小说都不相同了。我能够感觉到的是，这部小说在我的写作生涯中的确占有不寻常的位置。因为它漫长的酝酿过程使我不仅获得了对这部小说形式上的完成，更重要的是这种剥茧抽丝的思考逐步拓宽着我对小说观念以及对文学的理解。对于文学来说，人才是根本。是个体生命那独特的触须探索了时代和世界，时代和世界才因此而色彩斑斓；小说这才有可能成为历史，哲学和其它门类的科学不可替代的物质。

程永新：你曾经说过，文学就是一种俗物。这个观点在网上还形成了一种很激烈的争论，而且后来有些以讹传讹。鉴于你的小说里浓重的生活气息，市井人物形象出没于你的小说当中，你介意别人说你是一个非常“世俗”的作家吗？

池莉：你的这个问题，我还需要回答吗？在前面的谈话中，我已经表达了自己的文学立场，写作视点以及对于小说的理解等等。“俗”这个字在中国文字当中本意不俗，意思是有人有谷子，有了人有了粮食岂不是一个美好世界？追求美好的物质生活，追求私有财产和个人权利获得法律保障，这是合理的人性，是有效管制人类的自私本性和动物性的最基本条件，是构建宏大辉煌的社会体系的最基本，也是将贫困庸碌混乱的小农生活提升到健康向上有序的市民生活的最起码前提。我们缺乏的是什么？正是地表以下那厚实强大的生命力对于地表以上建筑的活力输入。上层建筑患了严重的贫血症！人类最美好的愿望、良知以及创造力因为干瘪的血管无力输送而被阻隔在整个民族的下肢部分，所以我们的行动是那么迟缓和疲软，所以我们改革是那么艰难和混乱。我们在1949年打倒剥削阶级不是为了贫穷而是为了提升整个草根阶级，可是我们的目的与现实弄拧了，直到政治家邓小平煞费苦心地开始扭转。那么是谁在支撑中华民族？是最广大的人民，是最真实的普通市民，是我们的九死不悔，不屈不挠的父母兄弟。正是他们在恶劣的历史环境里顽强地坚持了对于生活的热情才有了今天的我们！因此，我当然认为文学的因素在他们这里，几千年以来就在他们这里，今天依然在他们这里。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仅是他们，其实也就是我们。新中国建立以来，亿万人民地位同等，生活同等，思想方式同等，没有谁能够逃逸，当然也包括了文化人。是的，我们卑微，我们像蚂蚁，我们像葵花──必须统一地朝着太阳转动。我们谁能够不是小小市民普通一兵？谁能够不出没于市井？你以为你是谁？刚刚提着裤子从臭气熏天的公共厕所出来，就装出一副精神贵族的模样，说：你们这些小市民吗？说实在的，这种虚伪真让我恶心！我的一个表亲，工人家庭出身，家大口阔，住房拥挤，日子过得很是寒酸；后来他读了书，读了博，有了不错的工作，他就说现在他已经拥有两居室的住房了，可以经常在书房读书了，所以他就决不再是小市民了。苍天在上，可怜可怜我中华民族吧。有了巴掌大的住房就不是小市民了，多么无知啊！二十一世纪了，我们的文化人竟然还如此浅薄，如此缺乏人本意识，满脑袋瓜子封建等级观念，我只能目瞪口呆，哑口无言。也难怪顾城偏激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911以前就已经死绝；也难怪大家闺秀张爱玲要那么固执地申明自己是一个俗人；也难怪鲁迅先生寂寞悲哀地说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这些先士前贤的预感是对的，悲哀寂寞得没有错，因为生在1949年之后的文人居然敢比鲁迅先生的自我感觉都好。现实真让我欲哭无泪！我想起了朱学勤在《书斋里的革命》中的一句话：我涕泪横飞的中国啊！我只能借用朱先生这句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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