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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宋代书院与理学（第1页）

宋代书院与理学

宋代学术史发展出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书院和理学的结合。书院萌芽于唐，发展于北宋，到了南宋，就成为理学的主要学术基地。两宋时期的理学家们普遍地创建书院讲学，书院既是理学家们培养人才的教育基地，又是他们从事理学研究的学术基地，从而推动了宋代理学史的发展。

本文专门论述宋代书院与理学的关系，以了解理学家们是如何将其学术思想渗透到书院教育中去的，理学学术思想又是如何通过书院而获得进一步发展的。

一、书院的起源与初兴

唐代是中国书院的萌芽时期，不仅书院的名称起源于唐代，作为教育组织的书院也起源于唐代。

中国古代历来重视书籍的整理和校勘，历代中央政府都有一个收藏、校勘图书的地方，如汉代的东观、兰台、石室、仁寿阁，隋代的嘉则殿。到了唐玄宗时期，则把这种校书、藏书的地方称为“书院”。

唐开元六年（718年），最早出现了“书院”的名称。据《新唐书·百官志》“集贤殿书院”注：开元“六年，乾元院更号丽正修书院，置使及检校官，改修书官为丽正殿直学士”，“十一年，置丽正院修书学士；光顺门外，亦置书院。十二年，东都明福门外亦置丽正书院”。这里所说的“丽正修书院”或“丽正书院”，是最早以“书院”命名的机构。唐开元十三年（725年），“丽正修书院”改名为“集贤殿书院”，其职能除了收藏、校刊经籍外，还负责举荐贤才、提供咨询等事务。可见，这所书院并非为一种教育机构的书院，正如清代学者袁枚所说：“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随园随笔，卷九.丽正书院、集贤书院只是“书院”名称之始，而并不是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之始。

自唐玄宗时期建立丽正修书院和集贤殿书院之后，民间一些读书人借用这个名称自办书院，以作为自己个人读书治学、传授生徒的场所，从而产生了最早的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史志上明确记载一些在唐代就有讲学活动的书院，如江西高安的桂岩书院，由幸氏家族建于唐元和九年（814年）。据南宋幸元龙《桂岩书院记》载：唐幸南容尝卜此山，开馆授业。再如江西德安东佳书堂，《南唐书》、《宋史》等史籍对东佳书堂在唐代办学均有记载。这所书院最初名“书堂”，后来才改为“书院”。此外还有几种书院，均是史志上明确记载在唐代就有讲学活动的书院。尽管这些书院在当时影响并不很大，但它们确是书院教育的起源，这些书院既有藏书，又有教学，已经完全具备了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的一般特点。

到了北宋，书院才开始得到蓬勃发展，这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的客观需要是分不开的。北宋时期各地竞相建置书院，致使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产生，其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出现了一批私人创办的全国著名的书院。

唐末五代长期战乱，社会动荡不安，赵宋建立了统一的国家以后，人民生活安定，社会生产发展。这时，士子们开始产生了读书的要求。但是，由于宋初统治者只重视科举取士，而不重视兴办学校，加之当时政治、经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宋初的地方官学没有任何发展。因此，唐五代时期刚刚萌芽的书院，在宋初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书院兴起成为社会的一种迫切需要，许多学者、教育家和重视文教的地方官员开始创办书院讲学，要求读书进学的士子纷纷步入书院接受教育。官学不兴的局面，使书院意外地得到了发展。私人创办书院讲学的活动兴起以后，很快受到官方的表彰。宋初皇帝通过赐额、赐书、赐学田等方式，倡导、支持书院办学，进一步促进了书院的蓬勃发展。

北宋创建的著名书院有许多所，现将几所著名书院作一介绍，由此以窥北宋书院发展的全貌。

白鹿洞书院，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下。唐贞元（785—805）中李渤与其兄李涉在庐山读书，并养一白鹿自随。南唐升元（937—942）中就白鹿洞建学馆，由国子监九经教授李善道掌教。这实际上是当时的官办学府，被称为“庐山国学”和“白鹿国庠”。北宋初年，江州地方人士开始在白鹿洞建书院（或书堂、学馆）。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因来学者日多，江州知州周述向朝廷请得国子监印本九经，以供士子学习。咸平五年（1002年），宋真宗命有司修缮白鹿洞，塑孔子及十弟子像。皇祐五年（1053年），孙琛就白鹿洞故址建学馆十余间，以教四方学者，知南康军郭祥正作《白鹿洞书堂记》。

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唐末五代时有僧人智璇在此建屋聚书，召集士子求学。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旧基上建讲堂斋舍，聚集生徒。咸平二年（999年）州太守李允则扩建，国子监颁给诸经书义疏和释文。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宋真宗召见山长周式，赐岳麓书院匾额，增赐内府书籍，岳麓书院因此名闻天下。

应天府（睢阳）书院，在河南商丘。宋初为名儒戚同文旧居。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应天府民曹诚在戚旧居上建学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招收生徒讲习。真宗赐额“应天府书院”。景祐二年（1035年）改为应天府府学，正式被改造为地方官学。

嵩阳书院，在河南登封太室山麓，为五代后周时建。至道二年（996年）朝廷赐“太室书院”匾额，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赐“九经”藏于书院。景祐二年重修，更名“嵩阳书院”。

石鼓书院，在湖南衡阳石鼓山回雁峰下。唐元和（806—820）中李宽在此读书。宋至道三年（997年）李士真向郡守申请，在李宽读书处建书院。景祐二年，根据集贤校理刘沅的申请，宋仁宗赐给石鼓书院匾额和学田。

茅山书院，在浙江江宁三茅山后。宋仁宗时处士侯遗隐居茅山，建置书院，教授生徒。天圣二年（1024年）王随任江宁知府，奏请于三茅齐粮庄田内拨田三顷，供书院赡用。

华林书院，在江西奉新华山上。在五代、宋初之时，胡珰、胡仲尧创办了这所家族式书院。胡氏家族数代在此讲经史、诵诗书、习礼仪。徐铉作《华林胡氏书院记》称：“筑室百区，聚书五千卷，子弟及远方之士，肄学者常百数十人，岁时讨论，讲席无绝。”华林书院的教学受到朝廷重视，曾两次得到宋太宗诏书旌表，宋真宗亲自作诗赞扬。

北宋创建的书院达数十所之多，遍布全国各地，故而形成了历史上所谓的“四大书院”。学术界历来就有关于“四大书院”的不同说法，南宋学者范成大认为“天下四书院”是徂徕、金山、石鼓、岳麓四书院；吕祖谦则提出嵩阳、岳麓、睢阳、白鹿洞为四大书院；王应麟《玉海》从吕祖谦说，马端临《文献通考·学校考》又以白鹿洞、石鼓、应天府、岳麓为“天下四书院”。这还只是宋代学者关于“四大书院”的不同说法，如果把明、清学者的不同意见列进来，就更多了。但是，在这种种不同的说法中，吕祖谦所提出的四大书院得到了最多的响应。因而，人们一般都把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睢阳书院（即应天府书院）列为“四大书院”。

在宋初官学不兴的情况下，书院在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故而形成了一种初兴的局面。

书院的出现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中国私学发展的产物。中国私学前后经过了一千多年的发展演变。春秋时期，孔子于庠序之外自招生徒，传授学业，开始了私人讲学活动。这种私学形式对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历史局面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先秦的私学是一种不很正规的教育机构，它没有专门的教育设施、管理制度，也没有固定的教学日程和教学内容。到了东汉，传统私学有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名为“精舍”的私学组织。据史料记载：

淑（指刘淑）少学明五经，遂隐居，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州郡礼请，王府连辟，并不就。（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57.刘淑传.）

（檀敷）少为诸生，家贫而志清，不受乡里施惠。举孝廉，连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远方至者常数百人。（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57.檀敷传.）

与先秦的私家讲学相比，精舍毕竟是一种专门的教育机构。他们或是在自己家中，或是在其治学读书之处，设置了一个固定的教学场所。但是，精舍在组织管理、教学授课方面仍不够正规和完善。

两宋时期书院兴起，标志着中国私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制度化的阶段。书院作为一种制度化的高级形态私学，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书院作为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有了专门的教育设施。岳麓书院初创时，即有“讲堂五间，斋序五十二间”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六十七.宫室，院上.。可见，书院不同于那种没有专门教学设施的传统私学，它已经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并为传统私学的个别讲学发展为书院的集体讲学创造了条件。

第二，书院形成了包括讲学、藏书、祭祀三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规制，它们浑然构成一个整体，使书院得以完成其文化—教育的功能。这种独具特色的规制能够形成，说明书院制度的完善。书院规制不仅在不太正规的传统私学里没有，就是比较正规的官学也不一定具备。

第三，书院设置了负责教学、行政管理的职务、职事。其中有总领全院教学、行政事务的山长，教学方面的职事还有堂长、讲书、讲书执事、司录等。这体现了书院的管理方面的制度化。

第四，书院有了专门的经费。这些经费或由地方政府拨给，或由私人损赠等，从而能保证教学、学术研究、藏书、祭祀等活动的顺利开展。

书院制度化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除了上述几个方面外，随着书院的发展，书院的制度化有了更多方面的体现。譬如，制订了关于书院培养目标、为学基本要求及日常生活准则的学规，拟定了书院授课读书的课程，另外在祭祀活动、图书管理、经费安排等方面均有较严格细致的制度。因此，应该说，书院是中国私学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结果，是一种制度化、正规化的私学。

二、宋代书院与理学的结合

传统私学的繁荣总是因为它和一种新兴的学术思潮联系在一起，如先秦私学是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联系在一起的，汉代精舍又是与经学思潮联系在一起的。书院是中国私学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它应该而且必然会与一种新兴的学术思潮结合起来，这样，才会有独立的存在价值和蓬勃的生命力。事实上，这种新兴的学术思潮已经形成，它就是理学。

宋代学术史上存在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书院与理学几乎同步发展。书院是唐五代起发源、北宋初兴、南宋发达，而理学也是唐代出现萌芽、北宋奠基、南宋走向繁荣，而且，整个宋代理学的发展过程，几乎都是和书院教育联系在一起的。

北宋初年，出现了理学先趋的“宋初三先生”，他们是胡瑗、孙复、石介。黄宗羲评价他们说：“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始。”（宋元学案，卷二.泰山学案.）此“三先生”均与书院有重要的联系。石介在泰山创建书院讲学，并撰有《泰山书院记》，标明振兴儒学的办学宗旨。景祐二年（1035年），孙复应石介之请，到泰山书院讲学。另外，孙复还曾在睢阳书院任学职。胡瑗虽没有创办书院，但他所创立的“苏湖教法”对书院影响很大。

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在理学史上的杰出贡献，就是著有《太极图说》、《通书》等，力图为儒学完成“寻源探本”的任务。周敦颐还创办书堂讲学，他晚年隐居庐山北麓，建有濂溪书堂，读书、讲学均在其中，直到逝世。程颢、程颐兄弟曾从学周敦颐，他们发明“天理”，奠定了理学的思想体系。元丰五年（1082年）程颐居洛阳讲学时，曾于洛阳城南四十里处建伊皋书院。这所书院就成为他传播理学的基地。可见，周、程不仅是理学史的重要奠基者，也是实现理学与书院结合的重要开创者。

北宋理学家办书院讲学，尚不十分普遍流行，到了南宋，理学与书院的结合又有了新的发展。这段时期内几乎所有的理学家都在创办、主持书院的教学，许多理学学术活动都在书院举行，大量理学学派也是在书院形成。南宋时期也出现了一些著名的书院，但这些书院的闻名与朝廷赐额等恩遇无关，而完全在于它们成为那些著名的理学家、理学学派的学术基地。这时，理学思潮和书院教育形成了一种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书院成为南宋理学蓬勃发展的大本营。早在南宋初年，将二程洛学南传的两个重要学派——闽学、湖湘学，即和书院教育建立了十分密切的联系。程门大弟子、开启湖湘学派的杨时，即在常州建有毗陵书院，在无锡建有昆陵书院、东林书院。另外，开启湖湘学派的胡安国、胡宏父子，也在湖南湘潭创碧泉书院、在衡山创文定书堂讲学。胡宏在《碧泉书院上梁文》中称：“伏愿上梁以后，远邦朋至，近地风从。袭稷下以纷芳，继杏坛而跄济。”（胡宏集.中华书局，2009：202.）南宋乾道、淳熙年间，是理学发展、繁荣时期，史称“乾淳之盛”。这时，各派理学家也都在创办或主持书院讲学，使书院成为理学学派基地。如乾道初年，张栻主持、兴复了长沙的岳麓书院、城南书院。乾道、淳熙之时，朱熹在福建建阳建有寒泉精舍、竹林精舍（后改名沧州精舍），在武夷山建有武夷精舍，又于江西庐山恢复白鹿洞书院。吕祖谦则在浙江金华明招山创建、主持丽泽书院，四方之士争而趋之。另一位重要的理学家陆九渊则在江西金溪创建槐堂书屋，在贵溪创建象山精舍，主持书院讲学，从学者甚众。这些著名的理学家均分别以书院为基地而形成了自己的学派，使得书院和理学均得以蓬勃发展。南宋庆元年间，理学家在“庆元党禁”中受到沉重打击，纷纷被罢官、流放，这样也抑制了书院的发展。直到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以后，尤其是宋理宗之后，理学才逐步受到官方的支持，理学家的社会地位才日益提高。此同时，书院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在数量上，出现了宋代书院发展的最高峰。据统计，南宋理宗时期建置书院的数目，占整个宋代书院建置数目的23以上。可见，理学蓬勃发展，对书院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理学家们为什么这样积极热忱地创建书院？理学和书院教育相结合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既和发展文教的需要有关，又和发展学术的需要有关，现分而叙之。

首先，我们来论述一下教育方面的原因。

由于理学家们发现了官学的废弃和**，遂立志通过创办书院而实现教育改革的宏愿，这是理学家们重视书院教育，将书院和理学结合起来的首要原因。

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金军入侵，宋室南渡。在这种山河破碎、四处流亡的政治背景中，文教事业自然陷入停滞、废弃的状态。宋高宗在最初的流亡生活中，总是以“军食未暇，国家削弱”为由而不兴太学。直到绍兴和议之后，才增修临安府学为太学。以后，各地方的州学、县学也相继恢复和建立。但是，这一切都徒具形式而已，朝廷及地方官吏大多无心兴学，加之灾荒频起、财政困难、政治**、教授缺乏，官学教育有名无实，处于一种废弃状态之中。这正如当时的兵部侍郎虞俦在上书中所说的：

窃怪夫近来州郡之学，往往多就废坏。士子游学，非图啜哺以给朝夕，则假衣冠以诳流俗。而乡里之自好者，过其门而不入。为教授者，则自以为冷官，而不事事。自一郡观之，若未甚害也。举天下皆然，则实关事体也。（续文献通考，卷五十.）

虞俦所揭露的是州郡之学的废弃状态，其实，即使是中央的太学，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样一种状况，不能不使关心文教事业的理学家忧心如焚。

官学不仅徒有虚名，而且完全成为科举的附庸。掌教者以科举之文而教，从学者为科举荣升而学。在民族危亡、国家不振、人民受难的当时，学校教育不能申明大义、培养人才，而沉溺于科举之学，足见其问题严重。这一点，朱熹作了严肃的批评：

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士之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凑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闻之以德行道艺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九.学校贡举私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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