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一年时间,颠沛流离。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如同回到了自己久别
重归的故土,从此红军又有了自己的根据地,自己的家了。队伍到了陕北,
才算是安顿了下来。不少的同志相继结婚。当时,我自己还没有考虑到那么
多。袁国平同志的夫人邱一涵大姐是个十分热心的人,她张罗着给我找对象。
那时,红军队伍里的女同志不多。她提到的三个女同志的名字,其中就有钟
月林。我在长征路上就见过她,虽然了解不多,但对她的印象很好。
在长征途中,陈赓同志带着几个女同志到我们干部团来玩时,向我介绍
过她。她是当时我们长征队伍里30个女兵中最小的一个。长象没有什么
特别,普普通通的,一个小女兵,听说她家是贫农,家境贫寒,当红军以前
是个童养媳,地地道道一个苦孩子出身,可我觉得她很实在,外貌很质朴很
善良。于是便同意与她结婚。
贺子珍同志先把这件事告诉了钟月林。没几天,邱一涵同志陪她到了我
这里。那天是12月12日。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一年后的这一天发
生了&ldo;西安事变&rdo;。
那个战争年代,一切从简。结婚不举行什么仪式。我的宿舍一切都没有
变化。一间不到8平方米的窑洞,一张单人士炕,一套我原来自己的铺盖。
地上烧着一个火炕炉子。一切生活用具都没有新添置。只是多了一个人便成
了一个家庭。结婚后,我拿出仅有的两三块钱,请蔡畅、邓颖超、贺子珍、
邓六金等几位大姐们及红军学校的几位同志一起吃了一顿饭。那时候结婚,
就这么简单。
我们结婚后没几天,周恩来副主席找我谈话,说组织上决定派我到刘志
丹同志任军长的第28军去工作。我便离开了那间刚刚称之为是家的小窑洞,
上前线去了。在那个艰苦的战争年代,我们都懂得什么是最主要的,是第一
位的。所以,谁也没有怨言。
那时,我感觉最深的是陕北真冷。尽管我们身上都穿着棉衣、棉裤和棉
鞋,可骑马走在山上,那身上就如同一丝不挂似的,北风像小刀子一般,扎
的人透心凉。
几天以后,钟月林也参加农村工作队,深入基层为扩大红军队伍动员群
众做宣传工作去了。那次,钟月林在农村得疟疾,发高烧,被人用担架抬回
瓦窑堡住进医院。我因工作忙,没有回去,让警卫员回去看她时,她正烧的
昏迷不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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