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说?”
“我说我需要时间考虑,”张凌云转过身,苦笑道,“但我能考虑多久?南方党的周伯宜已经在《昭武日报》上发了三篇社论,说‘北方党为了一己私利,资助潜在敌人’;南洋党的杨康给我发了加密电报,说如果我不批准东方橡胶公司和苏联的长期协议,他就在联邦议会否决金刚集团的出口许可证;海外党的阿尔伯特·亚历山大·沙逊更直接,派他的副手亚历山大·格伦维尔(海外党副党首,18世纪英国首相乔治·格伦维尔的后代)从悉尼飞过来,当面告诉我,信通集团已经为这笔交易准备了五百万华夏元的过桥贷款——年息8%。”
李光笑了,那笑容里有一种看透世事的沧桑:“所以,你又被架在火上烤了。但这次和1929年10月不同,那时是危机迫在眉睫,现在是温水煮青蛙。斯大林不着急,他可以慢慢来,一笔交易一笔交易地做,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地渗透,一个党派一个党派地分化——等到你们所有人都离不开苏联市场时,他就赢了。”
“那我该怎么办?”张凌云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疲惫,“禁止所有对苏贸易?帝国议会和联邦议会都不会通过。放任不管?十年后,苏联的工业体系就全绑在我们的产业链上了。”
“平衡,”李光站起身,走到张凌云身边,和他一起看着墙上的地图,“但不是内阁里的党派平衡,是更大的平衡。斯大林能用经济渗透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用经济反渗透?”
张凌云眼睛一亮:“您的意思是……”
“苏联的弱点是什么?”李光的手指落在苏联的欧洲部分,“重工业强,轻工业弱。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建拖拉机厂、钢铁厂、化工厂,但他们的工人要吃饭、要穿衣、要日用消费品。这些东西谁有?我们有。华鼎公司(纺织垄断,1817年建立)的棉布,金龙集团(食品垄断,1848年建立)的罐头,来福公司(餐饮垄断,1844年建立)的调味品,宜居集团(装修垄断,1808年建立)的建材——南方党的核心产业,正好补上苏联的短板。”
“但周伯宜不会同意,”张凌云皱眉,“南方党和北方党是世仇,他怎么可能帮刘本忠擦屁股?”
“那就给他更大的利益,”李光平静地说,“告诉周伯宜,内阁会推动一项‘对苏轻工业出口补贴法案’,南方党的企业出口苏联,享受15%的关税退税。但条件是,南方党必须在议会支持一项‘战略物资出口管制法案’,把金刚集团的钢材、复兴重工的机床、龙武集团的石油钻探设备,列入需要首相特批的管制清单。”
张凌云迅速思考着:“用轻工业出口换重工业管制……周伯宜能拿到实利,刘本忠的重工业集团也不会被完全卡死,只是多了道审批程序。但杨康的南洋党呢?东方橡胶公司的橡胶怎么办?”
“让杨康和斯大林直接谈,”李光说,“以私人身份。你告诉杨康,只要他能从苏联那里拿到不低于国际市价的长协价,内阁就批准东方橡胶公司在南洋联邦(雅加达)新建三个橡胶加工厂——用地、用工、税收全部优惠。但加工厂的产品,30%必须优先供应帝国本土的永恒集团(交通垄断,1848年建立)和宜居集团。”
“那海外党的阿尔伯特·亚历山大·沙逊呢?他想要的是金融利益。”
“给他,”李光毫不迟疑,“批准信通集团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开设分行,但每家分行必须与帝国中央银行(总部帝都)和联邦中央银行(总部新加坡)共享交易数据。他要赚钱,我们要情报——各取所需。”
张凌云深吸一口气,这个计划太大胆,也太复杂。但同时,他也看到了其中的精妙:用南方党的轻工业绑定苏联的民生,用北方党的重工业管制防止技术流失,用南洋党的资源换产业发展,用海外党的金融网络做情报收集。这不是单纯的对抗,是更深层次的、相互渗透的“平衡”。
“但这需要各党派的配合,”他说,“刘本忠不会轻易接受重工业管制,周伯宜也不会轻易相信南方党能拿到补贴,杨康更不会……”
“所以你需要一场戏,”李光打断他,眼中闪过一丝狡黠,“一场给所有人看的戏。三天后,在帝国议会召开一次特别听证会,让刘本忠、周伯宜、杨康、阿尔伯特·亚历山大·沙逊——四大党派的代表全部到场。你当着所有议员的面,把斯大林的经济渗透计划摊开来说,把各党派企业和苏联的秘密接触全部曝光,把可能的后果——苏联工业依赖、技术流失、经济绑架——全部摆在桌面上。”
“那会引发政治地震!”
“就是要地震,”李光的声音斩钉截铁,“地震了,他们才会意识到,党派斗争是小事,帝国存亡是大事。你要让他们看到,斯大林不是在帮他们赚钱,是在分化瓦解联合帝国的经济基础。当北方党发现苏联买的钢材是用来在边境建厂威胁外东北行省(海参崴),当南方党发现苏联买的棉布是为了腾出本国产能造军服,当南洋党发现苏联买的橡胶是为了研发人造橡胶打破垄断,当海外党发现苏联的贷款是为了建立独立金融体系摆脱信通集团——他们会做出正确选择的。”
张凌云沉默了。窗外的樱花被风吹起,几片花瓣飘进室内,落在深红色的地毯上。良久,他抬起头,眼中恢复了往日的锐利。
“我这就安排,”他说,“但听证会需要一个导火索,一个能让所有人都坐不住的消息。”
“已经有了,”李光从口袋里掏出一份密电,是军情局从阿富汗发来的,“纳第尔·沙阿的财政大臣穆罕默德·哈希姆,三天前秘密接待了苏联贸易代表团。苏联用低于市价30%的价格,向阿富汗出售了五十万卢布的军火——包括两万支莫辛-纳甘步枪和两百门火炮。而阿富汗的支付方式,是赫拉特省的马匹和坎大哈的羊毛,这些物资的运输路线,正好经过联合帝国波斯湾辖地(科威特城)的陆路通道。”
张凌云接过密电,快速扫过,脸色渐渐沉了下来:“英国知道了吗?”
“英国驻喀布尔大使阿尔弗雷德·威尔逊爵士昨天已经向伦敦发了紧急电报,”李光说,“以英国军情六处的效率,现在应该已经摆在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的办公桌上了。最迟明天,英国驻帝都大使塞西尔·罗德斯(塞西尔·罗德斯之孙)就会来找你,要求联合帝国‘约束附属国的行为’。”
“所以斯大林是故意的,”张凌云握紧了拳头,“他在阿富汗的军售,既是为了试探我们的反应,也是为了挑起我们和英国的矛盾,好让他在西伯利亚的交易不被注意。”
“对,”李光点头,“但现在,这个‘故意’成了你的武器。在听证会上,你就用这份密电开场——告诉所有议员,苏联的渗透已经不止是经济,是军事,是地缘政治,是直接威胁帝国在波斯湾和中亚的利益。到那时,刘本忠还敢坚持卖钢材给苏联吗?周伯宜还敢反对管制法案吗?杨康还敢私下和斯大林谈判吗?阿尔伯特·亚历山大·沙逊还敢给苏联贷款吗?”
张凌云将密电小心收好,转身走向办公桌,按下了呼叫秘书的按钮。
“通知帝国议会,三天后召开特别听证会,议题是‘苏联经济渗透对帝国安全的影响’。要求财政大臣刘本忠、商业大臣赵建华、工业大臣陈交隆、海军大臣吴宣明、外交大臣李伯才、殖民大臣安东尼奥·塞拉维全部出席。同时,以首相名义邀请南方党党首周伯宜、南洋党党首杨康、海外党党首阿尔伯特·亚历山大·沙逊列席。”
“是,首相。”秘书的声音从通话器中传来。
张凌云放下通话器,望向窗外。帝都的天空阴沉下来,一场春雨即将来临。他知道,三天后的听证会,将是比1929年经济危机更大的考验——但这一次,他已经不是那个手足无措的年轻首相了。
“先生,”他转身对李光说,“听证会结束后,我想请您喝一杯。不是茅台,是苏格兰威士忌——阿尔伯特·亚历山大·沙逊送的,据说和斯大林喜欢的是同一个牌子。”
李光笑了:“好啊。不过我要提醒你,酒可以喝,但别忘了——斯大林也在喝酒,他杯子里装的,可能是联合帝国的血。”
窗外,第一滴雨落在玻璃上,蜿蜒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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