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乎,纷争就开始了。
心即理,说浅一点的话,就是本体论立场。
这个本体是指心,心之本体。
所以说阳明先生说“人心如天渊”。
意思就是:人心可大了,大到没边。
所以阳明心学当时在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的。
一个是许多做官的人跟着阳明学,再者还有老百姓的层面。
而朱熹讲性即理,是认识论的立场。
但是终于还是程朱理学占了上风,成为朝廷官方认可的学问。
后来举子要考进士都要熟读朱熹,于是乎才有了“朱子学”大行天下。
现在回过来看,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会有一种悲凉的感觉。就是说终于没实现那个理想,就是“道德自觉主体”靠程朱理学是树不起来。
程朱理学在后来的政治实践当中逐渐的适应性改变。
所谓的“真儒”已经演变成了一种道貌岸然,满嘴仁义道德,然后做的事情,却都是奔着谋私利去的。
朱熹看到这个局面肯定也会觉得自己很失败。
因为他没有从心入手,他是从头脑入手,而忽略了人的本性。
所以,这两派之间的竞争是宋、明阶段的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政治史中,宋朝最不幸的是被北方少数民族不断的袭扰和侵略。
这种状况从开国时的契丹大辽、党项西夏,一直到金国乃至后来的大漠蒙古。
这就让宋朝在政治上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
究竟是富国强兵保境安民?还是不与民夺利,保持人民生活的富足,去安居乐业?
于是乎,就产生了政治上的两派——元丰和元佑。
然,作为帝王,也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
怎么去看待历史传承的儒家精神?
怎么和知识分子打交道?
怎么去实现文人政治的理想?
结果却是显而易见,“真儒”这个“道德自觉的主体”无论臣子和君王都做不到。
而且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徽宗亲政。
于是乎,便出现了很诡异的局面。
君臣关系之间,就派生出另外的一股势力——宦官集团。
比如早期的蔡京和童贯。
这种情况也不可避免的遗留到了明朝,而且在明朝愈演愈烈。
然,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文人政治在宋明两朝如此这般?
明朝且无本书无关,在下姑且壮了胆子说这宋。
第一,文官权力过大,且知兵者甚少,科举选仕且以诗赋词章。
如此倒是一个婉约,但这样选出来的官员,也只能沉迷于死记硬背的书经字句,而没什么实践能力。
但是,总不能打仗的时候让那些文臣做些诗词歌赋。凭借文字间那优美的意境,精湛的文写造诣就着纯正的洛阳书音去感化那帮蛮夷退兵?
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况且,既然你都说他们是蛮夷了,就不能再天真的认为他们能听懂你的语言。
国家间,唯一能听懂的语言就是一个字“疼”。
外交部再能侃,再能出口成章,说出个花来,也不济身后强大的军队一个字“整”!
这百无一用“诗赋词章”骗一下没见过世面的小娇娘,忽悠一下文青皇帝还成,让那帮文臣能形成大局观或是成为“真儒”?
我觉得,那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能做到知法不犯法就已然不错了。
关键是这帮文人还一个个谁都不服谁,谁看谁都不顺眼。
这原因么?有三,这“文人相轻”且算是一条吧。
其二便是这“自命清高”不屑与世俗同流合污。
然,这“夫清高之节,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烦意,择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之言,且不是让你高高在上,只为彰显你的脱凡超俗的。然,可悲的是,这圣人言,往往成为这些个文人一个极具个性的标志。
于是乎,这帮不务正业的大臣们整天的斗来斗去的不得一个消停。
其三,便是这科举选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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