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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书 第4章（第1页）

这番酒桌上的对话，揭示了刘邦得以建国，既因为“诛暴秦”的功绩，还因为他对外是诸侯王的盟主，对内是功臣列侯的盟主。9所以大家会支持盟主当皇帝，条件是可以“大者王、小者侯”，天下由列国分享是大家脑海里普遍的观念，不然，刘邦的下场就会和项羽一样。

据说刘邦曾经手敕儿子刘盈，说了一句话：

汝见萧、曹、张、陈诸公侯，吾同时人，年倍于汝者，皆拜。10

此事未必属实，但仍可见萧何、曹参、张良、陈平等人之地位。

因此，所谓汉初的“郡国并行制”，并不是被预先选择或设计的制度，而是战国、秦、西楚以来的惯性；而依靠功臣、给功臣封侯，又是刘邦得以被其他诸侯王推举为皇帝的前提。

一个新政权建立，至少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建政”问题，就是政权如何组织。统治者怎么才能把自己的意图贯彻下去？怎么对国家进行有效的治理？怎么调动你所需要调动的人力物力等资源？这其中又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集权还是自治？另一方面是政权依靠哪些人来管理，怎么管理，怎么摆布功臣、宗室、外戚、文法吏、儒士在政权中的位置。

二是“建国”问题，就是这个政权的性质是什么，合法性在哪里，用何种意识形态立国，确立何种政教伦理。通俗地说就是，我凭什么让你们服从我：血缘与宗法？武功与暴力？收买与分赃？宗教与信仰？一个政权不论怎么得到天下，迟早且必须拥有自己的政教“德性”，否则就始终是流氓政权，不可能长治久安。

从刘邦建汉到王莽建新，其实就是对这两大问题进行解决、修正的过程。简单地说，从王国侯国高度自治到皇帝中央集权“一人专制”11，给了王莽崛起于中央而不受地方挑战的机会；从汉初依靠功臣和宗室到依靠外戚，给了王莽身份上的先天优势；从延续秦政、依靠文法吏，到不断改制、依靠经师儒生，“王霸之道”让位给“周政”，给了王莽在意识形态上胜出的绝对把握。

刘邦在沛县高歌起舞的时候，这两个问题他都还没有解决，只能任由自己在历史的惯性中沉浮。对没有猛士为他守四方的不安全感，他无力根除。

刘邦活着时，能做到的就是从洛阳迁都长安以防备关东诸国，同时尽量把个别诸侯国的土地变成汉郡，以及最重要的是把异姓诸侯王基本上换成刘姓诸侯王，希望自家宗室子弟能够出于宗法血缘来拱卫嫡系。把这些事情做完，也就是在沛县高歌起舞之后半年，他就死去了。

刘邦留下的，是一个“建政”和“建国”均未完成的国度。

2汉文有道恩犹薄？

刘邦临死之前，吕后问他，“陛下驾崩，若萧相国也去世，谁能代替他？”刘邦说，“曹参可以。”吕后继续问，“下一位呢？”刘邦说：“可以让王陵和陈平搭班子，让周勃当太尉（管军队）。”吕后再问继任者，刘邦说：“这就不是我们能知道的了。”

吕后问得如此详细，刘邦安排得也很明确，吕后却在刘邦死后秘不发丧，向这些勋臣们隐瞒，司马迁甚至认为吕后有杀光功臣的打算。直到四天之后，大臣郦商才通过吕后的宠臣审食其告诉吕后，秘不发丧意味着对功臣不信任，而现在功臣们内掌大权，外领重兵，如果这种不信任蔓延开，那就会群起攻之，刘氏和吕氏都会灭亡。

吕后这才发丧。

在刘邦已经明确授意功臣继续负责“政府部门”12的情况下，吕后依然对功臣没有安全感。

这正是皇室在汉初面临的状况：汉朝内部，治权由功臣所掌握，刘邦安排身后的丞相任职，说明功臣牢牢把控着“政府”；外部，诸侯国虽然是宗室，但除了定期奉朝请13之义务，地位是独立的。国王自行选聘除丞相之外的官吏，而且官吏的名称印绶俸禄和汉朝等同；自己建立宫廷；自己征税自己用，还能收人头税。汉廷给这些诸侯王的文书，形式上等同于外交文书14，虽然号称君臣，实际上和敌国差不多，边境线上也互设关卡防备，一些重要军事物资比如战马，更是严禁流通贩卖。

20世纪80年代张家山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里，记录了汉初汉朝对诸侯国的高度警惕：

守乘城亭障，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去之，若降之，及谋反者，皆腰斩。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15

就是说，为汉朝守备的官员如果在诸侯攻打时弃城而逃，视同谋反，不仅本人腰斩，还要诛灭三族。这是极为严厉的惩罚。

在这种内外交迫的情势下，即位的皇帝刘盈无力应对，皇权主要靠吕后以刘邦妻子的身份来维持。

吕后是汉朝的第一个外戚，由此可见，恰恰是外戚保证了皇权的稳固。所谓“外”，那只是从宗法的角度来说，若从皇帝自身情感而言，比起叔伯、表兄弟们，母亲才是至亲。也就是说，外戚从一开始就是皇权的一部分，这一基因深深镂刻在汉朝的皇权之中。皇室要想对抗功臣和诸侯，外戚是必要的补充和依靠。吕后把吕氏家族的成员封为王，并让吕产当相国，维护的也是皇室的利益。

但这就侵夺了功臣和诸侯王的利益。所以吕后一死，关东的齐王刘襄率先发难，逼近函谷关，说是勤王，实际有夺取帝位之意图。刘襄是刘邦的长孙，他的二弟朱虚侯刘章、三弟东牟侯刘兴居都在长安，在他俩的策动下，汉朝的大臣们很快就与齐王里应外合，一举诛灭了吕氏家族。其中，刘章亲手杀掉了吕产。

诸侯王的势力如此强大，功臣们当然不敢取刘氏而代之，而是选择诸侯王即位。皇室的大宗嫡系仅延续两代即告灭亡，虚弱可见一斑。

若论功行赏，当然是由齐王刘襄继承皇位了，刘章、刘兴居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功臣们掌握着汉朝政府的实权，他们不愿意引入实力强大、外戚难以驾驭的齐王来继承皇位，以免再造吕氏，就拥立刘邦仅存的两个儿子中年长的代王刘恒为皇帝。

刘恒——就是汉文帝，并没有参与齐王的行动，在这次政变里，他是置身事外的。所以，当汉朝使臣来到代国，要迎他即位时，他非常谨慎，召集王廷的官员前来商议，大家的意见基本一致——不能去：

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将，习兵事，多谋诈，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喋血京师，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愿称疾无往，以观其变。16

这段话清楚地揭示了当时汉廷、诸侯和功臣三者之间的关系。代国的官员们将中央官员称为“汉大臣”，显然将汉朝和代国看作两个国家，也说明汉廷中央政府的权力掌握在功臣手中。功臣与皇室的关系，也不是那么一条心，而是“畏高帝、吕太后威”。而且，此时吕后所立的皇帝尚在位，所以，假如入主汉廷，会不会是阴谋？即使不是，恐怕也会受“汉大臣”们挟制，甚至有生命危险。

最终代国中尉宋昌力排众议，认为功臣虽然强大，但刘姓诸侯王更强大，“内有朱虚、东牟之亲，外畏吴、楚、淮南、琅邪、齐、代之强”17，所以，大可以放心去当皇帝。

刘恒于是决定即位，出于谨慎，他走一步看一步，到了长安附近的高陵就停下了，让宋昌进入长安观察。宋昌到了渭桥，受到汉朝大臣欢迎，刘恒才又进到渭桥。周勃跪上天子印玺，刘恒这才进入长安城，先住进代国驻长安的“驻京办”，等刘兴居驱逐了在位的小皇帝，刘恒才正式入主未央宫。连夜任命宋昌为卫将军，接管长安军队；张武为郎中令，负责未央宫保卫，亲自在殿中彻夜巡逻。

这说明刘恒和刘邦、吕后一样，也对功臣不信任。入主汉廷后的第一个元年伊始，已经稳定政局的刘恒正式拜祭高帝庙，把母亲从代国接到长安，并颁布了改元之后的第一份诏书。这份诏书就说了一件事：褒赏诛灭吕氏的功臣和诸侯们。

但是，当了皇帝的刘恒，身份已经变了，在褒赏的背后，他看待吕后的真实态度会是什么？他真的会憎恨吕氏家族吗？

未必。

吕氏残害刘氏子弟，刘恒从情感上当然是反对的。但站在皇帝的位置上，刘恒应该会同情吕氏家族。因为，外戚是皇权的一部分，吕后并没有取刘氏而代之，而是在不断抵抗诸侯王和功臣，保卫皇室嫡系。吕后恰恰证明了外戚对于皇权的重要性。

刘恒从诛灭诸吕的政变中吸取的教训，并不是防范外戚，而是避免再次出现诸侯王领兵叩关，或是功臣发动政变废立皇帝这样的事。

此时，一个年轻人出现了。

他的名字叫贾谊。

贾谊值得多说两句。后世所熟悉的贾谊，是唐人李商隐那首名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里的贾谊，是一个怀才不遇、被君主所耽误的人物。事实上，自身陷于牛李党争、沉沦下僚的李商隐遮蔽了贾谊的真实面目，在司马迁笔下，贾谊的生平至少有两点可说：

第一，贾谊得以进入汉廷中央，是被上司，曾任河南太守、后被征为廷尉的吴公所推荐。司马迁特意交代了一个背景，这位没有留下名字的吴公，是秦丞相李斯的同乡、学生，而且吴公治下的河南郡“治平为天下第一”18。能被吴公推荐，说明贾谊是一位有治术的人。第二，贾谊的主张，实际上颇为刘恒所采纳——只是没有全部采纳而已。熟习职场的人都能知道，一个刚从地方被举荐到中央的年轻人，被皇帝高度重视，连年升迁，即使不被言听计从，仍然说明他是一个“红人”，绝非怀才不遇。

贾谊就是如此，他的主张是汉朝要改正朔、易服色、更官名，当然，最迫切的是让功臣列侯们回到自己的封国，不要待在长安；以及注意避免同姓诸侯王尾大不掉。汉朝之所以还不是真正的帝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功臣和诸侯王的权力太大，汉朝需要强化皇帝的权力。

刘恒及其继位者们的“建政”大业，就是沿着二十岁出头的贾谊所设想的目标徐徐展开。

刘恒即位改元后不到三个月，就决意立太子，封舅舅薄昭为轵侯，以巩固皇权。文帝二年初，丞相陈平去世。按照贾谊的建议，刘恒趁机下诏，要求在长安居住的列侯都必须返回自己的封邑：

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违德。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繇教训其民。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19

就是说，古代的诸侯都是在封国统治自己的人民，现在很多列侯却住在长安，封邑的赋税物资要辗转运到长安来，耗费人力物力，因此所有列侯必须返回封国，有特殊情况不能返回的，让侯国太子返国。

此诏令一出，朝廷怨声四起。因为，这些居住长安的列侯其实就是跟着刘邦的那些功臣勋旧。他们留在长安不仅享受荣华富贵，而且在诛灭吕氏家族的时候，抱团串联，交通消息，显示了强大的力量，一旦返回封国，就被打散了。因此，这些功臣们开始抵制，大家拖着不走，彼此观望。一些勋臣更是大肆攻击贾谊年少轻狂，居心叵测，挑拨离间。

拖了一年，竟然没有几个列侯归国。刘恒于是在三年初下诏重申。这一次，他改变了策略，把绛侯周勃免去丞相之职，要周勃返回绛国，带头做表率。其他列侯功臣见周勃尚且如此，才不得不离开长安。刘恒统治期间，一直严格执行这个政策，从而消除了汉廷中央的功臣势力，代之以他从代国带来的旧班底。而付出的代价是贾谊受到了激烈的攻击，被先后外放为长沙王、梁王的太傅，这是贬谪，也是刘恒对他的保护。

功臣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老去，威胁性是下行的；但诸侯王却恰恰相反，随着血缘的疏远以及年龄的长成，威胁性是上行的。事实上，诛灭吕氏家族时立下大功的齐王刘襄、刘章、刘兴居三兄弟，就是刘邦的孙辈里率先成人的，因为他们仨是刘邦长子齐悼王刘肥的后代。刘恒当了皇帝，齐王刘襄的目的落空，不久病逝，刘章、刘兴居十分难过，对刘恒表面称臣，暗地里又恼又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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