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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钱大昕（第2页）

大家按他说的去查《汉书·武帝纪》和《汉书·地理志》，果然发现“建元元年，上郡太守冯敬造器”的记载。有人问他：“你怎么能认出模糊的‘建元’两个字？”钱大昕回答：“汉代青铜器的‘建’字，通常是‘从聿从廴’，‘元’字是‘从一从兀’，虽然拓片模糊，但笔画走势能看出来，再结合汉武帝时期的年号和上郡太守的记载，就能确定了。”

就这样，钱大昕的“活字典”雅号越来越响，不仅在国内有名，连日本、朝鲜的学者都知道他。有个日本学者不远万里来中国，专门找钱大昕请教《说文解字》里的生僻字，钱大昕不仅一一解答，还把每个字的古音、古义、演变过程都讲得清清楚楚，最后还送给日本学者一本自己写的《说文解字注补》。日本学者感动得说：“您比我们日本的‘和汉三才图会’（日本古代的百科全书）还全面，真是‘天下第一活字典’！”

第四章“字典”的温情面：把教学当“字典共享”的“良师”

钱大昕虽然是“活字典”，但他不是“高冷的字典”——他退休后回到家乡江苏嘉定（现在的上海嘉定），开了个私塾，专门教学生读书做学问，把自己的“知识库”当成“共享字典”，毫无保留地传给后人。

他教学生的方法很特别：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而是让学生“多问”——不管是经史子集里的问题，还是日常生活中的疑问，只要问他，他都能解答。有一次，一个学生问他：“先生，为什么咱们现在说‘吃饭’，而古代说‘食饭’？‘吃’和‘食’有什么区别？”

钱大昕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先让学生翻《说文解字》，找到“吃”和“食”的解释，然后说：“‘食’在古代既是名词也是动词，当动词时读‘sì’，比如‘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吃’本来是‘口吃’的意思，比如《史记·韩非列传》里‘韩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到了唐代，‘吃’才开始有‘进食’的意思，比如杜甫的诗‘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里的‘一举累十觞’，就是‘吃酒’的意思。现在说‘吃饭’，是语言演变的结果。”

学生听完恍然大悟：“原来‘吃’和‘食’还有这么多讲究！先生，您怎么什么都知道啊？”钱大昕笑着说：“不是我什么都知道，是我把书里的知识都记下来了，就像字典一样，你们多看书，也能成为‘小字典’。”

在教学过程中，钱大昕还特别注重“实践”——他经常带学生去看当地的碑刻，比如嘉定的“南翔寺碑”“法华塔碑”，让学生辨认碑刻上的字，然后自己去查史料，验证碑刻的内容。有一次，学生在南翔寺碑上看到“梁天监四年建寺”，不知道“天监四年”是哪一年，钱大昕就让学生去查《梁书·武帝纪》，学生查完发现“天监四年是公元505年”，还在《梁书》里找到“武帝敕建南翔寺”的记载。

学生兴奋地说：“先生，我现在也能像您一样，用史料验证碑刻了！”钱大昕欣慰地说：“这就对了，做学问不能只靠记，还要会用，就像字典一样，不仅要知道字的意思，还要会用在句子里。”

钱大昕的学生里，出了很多后来的学术大家，比如邵晋涵、洪亮吉、孙星衍，他们都继承了钱大昕的“字典式治学方法”，成为乾嘉学派的重要人物。邵晋涵后来校勘《旧五代史》，遇到不懂的地方，还经常写信给钱大昕请教，信里说：“先生，《旧五代史》里‘朱温弑唐哀帝’的记载，和《新五代史》有点不一样，您还记得《资治通鉴》里是怎么写的吗？”

钱大昕每次都能很快回信，准确指出《资治通鉴》的卷数和内容，还会附上自己的考证。邵晋涵经常跟别人说：“没有先生的‘活字典’，我根本校勘不了《旧五代史》。先生的学问，就像一座取之不尽的‘知识宝库’，我们一辈子都学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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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教学生，钱大昕还经常帮乡亲们解决“字典难题”。有一次，一个老农拿着家里传下来的一本旧书，来找钱大昕，说：“先生，这书里有个‘秫’字，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您能帮我看看吗？”钱大昕接过书，是一本明代的《农政全书》，他指着“秫”字说：“这个字读‘shú’，是高粱的意思，《论语》里‘杀鸡为黍而食之’的‘黍’，和‘秫’很像，但‘黍’是黄米，‘秫’是高粱，都是古代的粮食作物。您家的这本书，是讲农业的，里面的‘秫’就是指高粱。”

老农听完高兴地说：“原来我家的书是讲种庄稼的！先生，您真是个好人，不仅学问大，还愿意帮我们这些老百姓！”钱大昕笑着说：“学问本来就是给人用的，能帮到大家，我也高兴。”

你看，这时候的钱大昕，已经不是单纯的“学术大家”了，他是“百姓的活字典”“学生的活字典”，把自己的知识变成了“有用的工具”，就像他自己说的：“做学问不是为了装门面，是为了帮别人解决问题——这才是‘活字典’的真正用处。”

第五章“活字典”的遗产：穿越两百年的“知识传承”

钱大昕活到七十七岁，去世的时候，他的“活字典”名声已经传遍了整个学术界。他临终前，把学生们叫到身边，指着书架上的书说：“我这一辈子，没什么别的本事，就是记了点书，写了点东西。你们要好好读书，把这些知识传下去，别让它们断了代。”

他留下的着作，比如《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文集》，加起来有几百卷，每一部都是“知识密度极高的活字典”——《廿二史考异》里，他校勘了从《史记》到《元史》的二十二部史书，找出了几千处错误，每一处都有详细的考证；《十驾斋养新录》里，他收录了自己关于经史、音韵、金石、天文的研究笔记，相当于一部“乾嘉学术百科全书”；《潜研堂文集》里，他写了很多碑刻的跋文、书信，里面全是“知识点”，比如给“大盂鼎”写的跋文，详细解释了鼎上的铭文，成了后来研究西周史的重要资料。

钱大昕去世后，他的“活字典”遗产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影响越来越大。道光年间，学者阮元编《皇清经解》，把钱大昕的着作全部收录进去，说：“钱大昕的学问，是清代经史之学的‘集大成者’，他的书就是一部‘活的经史字典’，后人研究经史，必须读他的书。”

到了近代，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说：“乾嘉学派的学者里，钱大昕是‘最博通的人’，他的记忆力和考证能力，古今罕见，说他是‘乾嘉活字典’，一点都不夸张。研究清代学术，不读钱大昕的书，就像研究唐诗不读李白、杜甫一样，是不行的。”

更有意思的是，钱大昕的“活字典精神”还影响到了现代学术界。现在的学者研究乾嘉学派，都会把钱大昕的“考证方法”当成“范本”——比如研究古代碑刻，会学习他“结合史料、对比铭文”的方法；研究音韵学，会参考他“古无轻唇音”的结论；校勘史书，会借鉴他“逐字核对、多方验证”的态度。

有一次，我在大学图书馆里看到一个教授带着学生看《廿二史考异》，教授指着书里的一段考证说：“你们看，钱大昕校勘《宋史》里的‘官职’，不仅查了《宋会要》，还查了宋代的笔记《东京梦华录》，甚至引用了宋代的官印‘拱圣军印’的铭文，这种‘多方验证’的方法，就是‘活字典精神’——不仅要记得多，还要用得准。”

学生们点点头，其中一个学生说：“教授，钱大昕的记性也太好了吧，这么多书都能背下来！”教授笑着说：“不是他记性好，是他用心——他把每一本书都当成‘自己的字典’，反复读、反复记，还不断补充新的知识，就像给字典更新内容一样。这种用心，比记性更重要。”

现在，如果你去上海嘉定的“钱大昕故居”，还能看到他当年用过的书桌、书架，书架上摆满了他批注过的典籍，每一本都有密密麻麻的笔记——有的是纠正错字，有的是补充史料，有的是写自己的看法，就像一部“手写版活字典”。故居的讲解员会跟游客说：“钱大昕先生一辈子都在‘做字典’，他的书是给后人的‘知识礼物’，他的‘活字典精神’，就是‘认真、严谨、有用’。”

其实，钱大昕最让人佩服的，不是他的记性有多好，也不是他的学问有多深，而是他把“活字典”当成了“责任”——他知道，知识如果只存在于自己的脑子里，那是“死知识”；只有把知识写下来、传下去，帮后人解决问题，才是“活知识”。就像他自己说的：“我宁愿做一部‘有用的活字典’，也不做一个‘只会背书的书呆子’。”

如果你有一天读钱大昕的书，不妨在心里默念一声“乾嘉活字典”——这不仅是对一个古代学者的尊敬，更是对一种“知识传承精神”的致敬。毕竟，像钱大昕这样“把知识当成礼物”的人，不管在哪个时代，都值得我们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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