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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第三 君臣相得（第3页）

李世民没动，目光落在送葬的人群里——有白发苍苍的老吏，曾被魏徵弹劾过贪墨，此刻却哭得捶胸顿足；有西市卖胡饼的张老汉，捧着刚出炉的饼，说要让魏大人“再尝尝长安的热乎气”；还有几个乡学的孩童，举着自己写的“魏公千古”，字歪歪扭扭，却透着真挚。

“玄龄，”李世民忽然开口，声音有些沙哑，“魏徵说过，‘官吏廉，则百姓安’。他走了，这面镜子不能碎。”

房玄龄躬身道：“臣明白。臣已命御史台重新整理《贞观律》，凡贪赃枉法者，无论宗室亲疏，一律严惩。”

李世民点点头，转身往回宫的方向走。雪又开始下了，落在他的狐裘上，瞬间化成水痕。路过魏徵府邸时，他瞥见院墙下那丛去年亲手栽的竹，叶片上积着雪，却依旧挺拔。他忽然想起魏徵曾说：“竹有节，人当如是。”

那之后，李世民常把魏徵的奏折翻出来看。在太极殿的偏殿里，他设了一张矮榻，榻前摆着魏徵的手稿，每天处理完政务，便会坐在这里读上几页。有次读到“陛下若溺于宴乐，则臣必犯颜直谏”，他忽然笑了——想起那年元宵，魏徵指着街角卖炭翁谏言，自己虽动了气，回宫后却连夜设了义仓。

“陛下，马周求见。”内侍通报时，李世民正对着一份奏折出神——那是魏徵生前未写完的《十渐不克终疏》，字迹已有些颤抖，却依旧笔锋如刀。

马周进来时，手里捧着一卷文书，见皇帝案头摆着魏徵的手稿，脚步顿了顿。他这些年在御史台历练，性子比初入官场时沉稳了许多，却依旧带着寒门子弟的耿直。

“臣查访河南道，见当地官府已按魏公遗策，减免了流民赋税，还开垦了万亩荒田。”马周将文书呈上，“这是流民安置的名册，陛下过目。”

李世民翻着名册，见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姓名、籍贯，甚至还有“王二柱，赎回耕牛一头”的小字，眼眶忽然有些发热。他想起魏徵总说“百姓的名字，比金册玉牒更该记在心上”，原来这老东西早就把法子教给了后人。

“做得好。”李世民合上名册，“魏公常夸你‘有经世之才’，果然没看错人。朕打算让你兼任门下省给事中，专司谏言，如何？”

马周愣了愣，连忙跪地：“臣出身寒微，恐难当此任……”

“出身算什么？”李世民打断他，指着魏徵的手稿，“魏公当年是隐太子属官，朕不也重用了他？朕要的，是敢说真话的人。”

马周抬起头，见皇帝眼中的期许，忽然想起初入长安时，在客栈里听人说“贞观天子，不重门第重贤能”，那时只当是坊间传言，如今才知是真。他重重叩首：“臣定不负陛下所托，如魏公一般，以直谏为己任！”

六、老臣之心，薪火相传

房玄龄的书房里，总摆着两副砚台。左边那幅是杜如晦的，石质温润，边缘有处缺口——那是武德年间，两人在秦王府讨论军情时，杜如晦拍案而起，不小心磕的。右边那幅是新磨的，供马周、褚遂良这些后生用。

“这是江南新贡的宣纸，你试试。”房玄龄将一叠纸推给马周，自己则拿起杜如晦的砚台，慢慢研墨，“如晦生前常说，‘天下事，非一人能成’。如今你们年轻人上来了，我们这些老骨头，也能松口气了。”

马周握着笔，指尖有些发颤。他知道，房玄龄这是在把“君臣相得”的规矩教给他——当年房、杜并称“房谋杜断”，一个善策划，一个善决断，从无嫌隙；如今房玄龄又毫无保留地提点自己，这份胸襟，比朝堂上的礼法更动人。

“房公，”马周忽然问道，“您跟陛下共事二十多年，最难得的是什么？”

房玄龄放下墨锭，望着窗外的石榴树——那是贞观元年栽的，如今已枝繁叶茂。他想了想说：“是‘信’。陛下信我们能办事，我们信陛下能纳谏。就像那年征突厥，陛下把兵权全交给李靖，朝中有人说‘李靖会反’，陛下却说‘朕信他’。结果呢？李靖一战定漠北。”

马周点点头，想起自己曾弹劾过宗室李道宗贪墨，李道宗是皇帝的堂弟，朝中都以为弹劾会石沉大海，没想到李世民当即命人查办，还在朝会上说：“马周敢言，是因为他信朕不徇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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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着，褚遂良来了。他刚从秘书省过来，手里捧着一卷《魏徵谏言集》，是他亲手誊抄的。“房公，马兄，你们看这个！”他翻开书卷，指着其中一页，“魏公这篇《论朋党疏》，写得真是透彻！”

三人围着书卷讨论起来，从如何防止官员结党，到如何安抚边疆胡人，声音渐渐高了些。窗外的阳光透过窗棂，照在他们鬓角的白发与黑发上，竟分不清谁是前辈，谁是后生。

傍晚时，李世民忽然来了。他没穿龙袍，只着便服，像个寻常老者，手里还提着两坛酒——是魏徵家酿的那种黍米酒，不知从哪里寻来的。

“听说你们在聊魏公？”李世民笑着坐下，亲自给三人斟酒，“正好，朕也来凑个热闹。”

房玄龄笑道：“陛下来得巧，我们正说魏公当年如何‘逼’陛下停修洛阳宫呢。”

“可不是嘛。”李世民饮了口酒，咂咂嘴，“他那时天天堵在宫门口，朕去一次，他拦一次，说‘百姓刚喘口气，不能再劳役’。最后没办法，朕只能下旨停修。”他看向马周，“如今换你拦朕了，可别手软。”

马周站起身，举杯道：“臣不敢与魏公相比，但定当直言不讳！”

酒过三巡，李世民说起早年的事：“刚登基时，朕总怕自己不如隋文帝，怕百姓骂朕是亡国之君。是玄龄劝朕‘民心如水，可导不可堵’，是如晦教朕‘用兵当慎，民生为要’，是魏徵逼着朕‘一日三省’……”他的声音低了些，“如今他们走了，朕倒不怕了——因为朕知道，你们会接着把路走下去。”

房玄龄、马周、褚遂良齐齐起身，躬身道：“臣等万死不辞！”

窗外的石榴树影摇摇晃晃，落在酒坛上，像极了当年秦王府的月光。李世民看着眼前的君臣，忽然觉得，所谓“君臣相得”，从来不是某几个人的事。它是一种默契，像房玄龄与杜如晦的“谋断相济”；是一种勇气，像魏徵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更是一种传承，像马周接过谏言的笔，像褚遂良誊抄的谏言集。

七、盛世的底色

贞观十七年，李世民命人画了二十四幅功臣像，挂在凌烟阁。画那天，他亲自去了趟凌烟阁，站在魏徵的画像前，伸手抚过画中老人的胡须——画师画得极像，连眉宇间的锋芒都丝毫不差。

“魏徵啊，”他轻声说，“你看，这盛世如你所愿。洛阳的粮仓堆得满了，江南的稻子熟了，西域的商队来了，乡学的孩子们能读书了……”

画像无言，却仿佛有声音在回应。李世民想起那年雪夜，两人围炉夜谈，魏徵说：“臣不求青史留名，只愿百姓提起贞观，说句‘那是个好年头’。”

如今，长安西市的胡商们确实在说：“贞观年间，做生意最安稳。”江南的农户们在说：“贞观的官，不拿百姓一针一线。”西域的使者们在说：“大唐天子，是真的把我们当朋友。”

这年冬天，马周上奏，说关中百姓提议，要为皇帝建“生祠”。李世民驳回了，在奏折上批道：“朕何德何能？要建，便建‘功臣祠’，供奉房玄龄、杜如晦、魏徵……还有那些为贞观付出的百姓。”

旨意传到民间，百姓们没有建祠，却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立了块石碑，碑上没刻名字，只刻着一行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马周去看石碑时，见几个孩童正围着石碑认字，一个老农在旁念叨：“这是魏公说的话，陛下记了一辈子。”

马周忽然明白，所谓“君臣相得”，从来不是朝堂上的君臣唱和，而是君王肯听百姓的话，臣子敢替百姓说话，百姓愿信君王与臣子——就像那石碑，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比凌烟阁的画像更能留住盛世的温度。

贞观二十三年，李世民病重。弥留之际，他召来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指着案头的《贞观政要》说：“这里面的话，都是魏徵、玄龄他们教朕的……你们要记住，治天下，不是靠皇帝，是靠民心。”

窗外的雪又下了起来，像极了贞观七年那个夜晚。只是这一次，没有雪夜叩门的君臣，只有案头那本翻开的书，书页上“君臣相得”四个字，在烛火下泛着温润的光。

许多年后，有人问起贞观之治的秘诀，白发苍苍的马周望着长安的方向，笑着说：“不过是君王肯低头听劝，臣子敢抬头说话，百姓能安心过日子罢了。”

那时，西市的胡旋舞还在跳，贡院的红榜还在挂，丝路的驼铃还在响。而那座刻着“水能载舟”的石碑，早已被岁月磨平了棱角，却依旧立在村口，像一位沉默的见证者，看着一代又一代的君臣，重复着“相得”的故事，守着那份属于贞观的、永不褪色的温暖。

八、余韵绵长，薪火不灭

李世民驾崩后，高宗李治即位。新帝年轻，朝堂上难免有些动荡，长孙无忌与褚遂良辅佐左右，时常拿出《贞观政要》研读，遇有疑难，便召来马周等老臣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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