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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3章 悟孔子病中拒虚饰之德（第1页）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论语?子罕》中这段关于孔子病重的记载，没有波澜壮阔的叙事，没有深奥晦涩的哲理，却如同一面明镜，清晰地映照出孔子晚年面对生死与虚饰时，那份坚守本心、坦荡磊落的品格。初读时，或许会为子路的“好心办坏事”感到惋惜，可深入揣摩孔子的每一句话，便会发现，这简短的对话背后，藏着一位先哲对“诚”的执着坚守、对“礼”的深刻理解，更藏着他对弟子们最真切的教诲。这种精神跨越千年时光，依旧能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感受到那份直击心灵的纯粹与真诚，为我们如何为人处世、坚守本心提供深刻的启示。

一、春秋背景下的“臣”与子路的“善意之举”

要理解孔子为何会对子路“使门人为臣”的行为如此严厉地批评，首先需要回到春秋时期的社会背景，弄清楚“臣”在当时的特定含义，以及子路这一行为背后的动机与考量。

在春秋时期，“臣”并非我们现代语境中泛指的“大臣”，而是有着严格的身份限定。根据当时的礼制，只有诸侯、卿大夫等有一定爵位和封地的贵族，才有资格设置“臣”——这里的“臣”特指负责贵族日常事务、尤其是丧葬事宜的家臣。这些家臣不仅要在贵族生前打理府中事务，更要在贵族去世后，按照礼制主持丧葬仪式，确保葬礼符合死者的身份地位。而孔子一生虽周游列国、学识渊博，却始终未曾获得诸侯或卿大夫的爵位，按照礼制，他并无资格设置“臣”来处理自己的丧葬事宜。

子路作为孔子最亲近的弟子之一，性格直率豪爽，对老师忠心耿耿。当孔子病重，生命垂危之际，子路看着老师虚弱的模样，心中满是焦急与担忧。在他看来，老师一生致力于恢复周礼、传播仁道，理应得到一份体面的葬礼，而设置“臣”来主持丧葬事宜，正是让葬礼符合“体面”的重要方式。子路或许认为，老师的学识与德行早已超越了普通的士，即便没有实际的爵位，也应该享有贵族般的丧葬待遇；更何况，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葬礼的规格不仅关乎死者的尊严，也关乎其弟子与家族的颜面。于是，子路便自作主张，让其他弟子临时充当“臣”的角色，为孔子的身后事做准备，希望能让老师在去世后，能有一份符合其身份与德行的葬礼。

从动机来看，子路的行为无疑是出于对老师的敬爱与关怀，是一片赤诚的“善意之举”。他没有任何私心，只是单纯地想为老师做些什么，让老师能走得更体面。这种情感是真挚的，也是值得肯定的。可问题在于，子路的这份“善意”，却违背了孔子一生所坚守的“礼”与“诚”，忽略了孔子对“名实相符”的执着，这也正是孔子在病愈后，会如此严厉地批评他的根本原因。

二、“久矣哉，由之行诈也！”：孔子对“诚”的坚守

“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当孔子的病情稍有好转，得知子路让门人为臣的消息后，第一句话便是对子路的严厉批评。这里的“病间”，指的是病情有所减轻、意识逐渐清醒；而“行诈”，则是指责子路的行为是“弄虚作假”“欺瞒不实”。孔子用“久矣哉”这样的表述，并非单纯针对子路这一次的行为，更是对他长期以来偶尔会出现的、过于注重形式而忽略本质的行事风格的提醒。

孔子一生都将“诚”视为为人处世的根本准则。他曾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如果没有诚信，就如同车子没有辕端与横木衔接的关键部件，根本无法前行。而“诚”不仅体现在与人交往时的诚实守信，更体现在对自己、对事物本质的尊重，不弄虚作假，不贪图虚名。

子路让门人为臣，看似是为了让孔子的葬礼更体面，实则是一种“无臣而为有臣”的弄虚作假。按照礼制，孔子无资格设臣，子路却强行让弟子们扮演“臣”的角色，这便是“名不副实”，是对“礼”的表面化理解与滥用，更是对“诚”的违背。孔子认为，这种行为本质上就是一种“诈”——欺骗他人，更是欺骗上天。他紧接着追问：“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这两个反问，字字铿锵，直击要害。在孔子的观念中，“天”并非人格化的神灵，而是代表着宇宙间的客观规律与道德准则，是不容欺瞒的。一个人如果连“天”都敢欺骗，便是对道德底线的彻底突破，是万万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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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这番批评，并非不近人情，而是源于他对“诚”的深刻理解与执着坚守。他深知，形式上的体面远不如内心的坦荡重要；虚假的礼仪不仅无法彰显一个人的德行，反而会玷污这份德行。对于孔子而言，他一生都在践行“仁”与“礼”，而“诚”正是“仁”与“礼”的核心内核。如果为了一份虚假的葬礼规格，违背了“诚”的准则，那便是对自己一生所坚守的信念的背叛，这是他绝对无法接受的。

回顾孔子的一生，他始终在践行“诚”的准则。周游列国时，他拒绝为了获得诸侯的重用而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即便面临“陈蔡之困”，也始终坚守本心；回到鲁国后，他整理古代典籍，编撰《春秋》，始终坚持“笔则笔，削则削”，不隐瞒、不篡改历史，用“春秋笔法”传递自己的道德准则。正是这份对“诚”的坚守，让孔子的思想能够历经千年而不衰，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而子路的行为，恰恰触碰了孔子心中“诚”的红线，因此才会遭到如此严厉的批评。

三、“与其死于臣之手，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孔子对弟子的真挚情感

在批评了子路的“行诈”之后，孔子紧接着说道：“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这句话褪去了之前的严厉，满是对弟子们的真挚情感。“二三子”是孔子对弟子们的亲切称呼，如同父亲称呼自己的孩子一般，充满了温情与关爱。从这句话中，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在孔子心中，弟子们早已不是单纯的学生，而是如同家人一般的存在。

孔子为何会说“与其死于臣之手，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因为在他看来，“臣”与他之间是基于礼制与利益的雇佣关系，这种关系缺乏真挚的情感联结；而弟子们与他之间，是基于思想认同与情感共鸣的师生情谊，这份情谊纯粹而深厚，是任何功利性的关系都无法比拟的。孔子一生致力于教育弟子，将自己的思想与理念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而弟子们也始终追随在他身边，无论是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还是晚年的潜心治学，都不离不弃。这种朝夕相处、同甘共苦的经历，早已让他们之间的情谊超越了普通的师生关系。

在孔子病重之际，他最渴望的不是那些虚假的礼仪与体面，而是弟子们的陪伴与关怀。他希望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身边是那些熟悉的面孔，是那些能理解他思想、传承他理念的弟子们，而不是一群陌生的、仅仅为了完成丧葬仪式而存在的“臣”。对于孔子而言，死于弟子们的守护之下，是一种温暖的归宿，是对这份深厚师生情谊的最好见证；而死于“臣”之手，则意味着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要被虚假的礼仪所束缚，失去与弟子们最后相处的珍贵时光，这是他无法接受的。

《论语》中还有许多记载，都能印证孔子与弟子们之间这份真挚的情感。比如，当颜渊去世时，孔子悲痛欲绝，连声说道：“噫！天丧予！天丧予！”那份失去得意弟子的痛苦，毫不掩饰；当子路在卫国遇难，被剁成肉酱时，孔子得知消息后，立即让人倒掉了家中的肉酱，那份痛失爱徒的悲伤，令人动容。而弟子们对孔子也同样充满了敬爱与依恋，孔子周游列国时，弟子们始终陪伴左右，为他排忧解难；孔子去世后，弟子们如同失去父亲一般，在孔子墓旁守丧三年，子贡更是守丧六年，这份情谊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因此，孔子对“死于二三子之手”的渴望，并非偶然，而是他与弟子们之间深厚情感的自然流露。在他心中，情感的真挚远比形式的体面重要得多，这份对情感的珍视，也让他的形象更加丰满、更加贴近人心，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圣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重情重义的长者。

四、“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孔子对生死的豁达与对虚名的淡泊

“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孔子的这句话，语气中带着一丝反问，更带着一份对生死的豁达与对虚名的淡泊。“大葬”指的是符合贵族规格的隆重葬礼，而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即便我无法享受到贵族般的隆重葬礼，难道还会沦落到死在路边无人安葬的地步吗？言外之意，他根本不担心自己的葬礼是否“体面”，更不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虚名。

在春秋时期，葬礼的规格往往与死者的身份地位紧密挂钩，隆重的葬礼不仅是死者的“体面”，更是其家族与弟子们的“颜面”。因此，许多人都会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为死者举办盛大的葬礼，以彰显自己的身份与地位。可孔子却截然不同，他一生都在追求“道”的实现，追求“仁”的践行，对于这些外在的虚名与形式，始终保持着一份清醒的淡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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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曾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他看来，即便生活清贫，只要能坚守道义、践行仁道，就能从中获得快乐；而那些通过不义之举获得的富贵与虚名，对他而言就如同天边的浮云，毫无意义。这种对虚名的淡泊，在他面对生死时，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深知，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葬礼的规格有多高，而在于他一生所做的事情、所坚守的信念，是否能对他人、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孔子一生周游列国，传播自己的思想与理念，虽然未能实现自己“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理想，但他通过教育弟子、整理典籍，将自己的思想传承了下来。他知道，自己的思想一旦被弟子们继承和发扬，就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这远比一份隆重的葬礼更有意义。因此，他根本不在乎自己的葬礼是否“体面”，更不希望弟子们为了追求这份“体面”而违背礼制、弄虚作假。

同时，孔子对生死也有着一份超乎常人的豁达。他曾说：“未知生，焉知死？”这句话并非是对死亡的回避，而是强调要先关注现实的生活，将精力放在践行“仁”与“礼”上，至于死亡，那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终极归宿，无需过分焦虑与恐惧。在孔子看来，死亡只是生命的另一种状态，而一个人一生的价值与意义，早已在他生前的言行举止中得以体现，与葬礼的规格毫无关系。

因此，当子路为了让他能有“大葬”而“使门人为臣”时，孔子才会如此不以为然。他用“予死于道路乎？”这句反问，轻轻化解了子路对“体面葬礼”的执着，也向弟子们传递出自己对生死的豁达与对虚名的淡泊。这种态度，不仅展现了孔子高尚的人格境界，也为弟子们上了最后一堂关于“坚守本心、淡泊虚名”的生动课程。

五、子路的“过”与孔子的“教”：师生间的成长与传承

子路“使门人为臣”的行为，无疑是一次“过错”，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次“过错”也成为了孔子对弟子们进行教育的重要契机。孔子的批评，并非单纯的指责，而是充满了循循善诱的教诲，让子路以及其他弟子们在这次事件中，深刻领悟到“诚”的重要性、“礼”的本质，以及对虚名的淡泊。

子路性格直率，富有勇气，但也常常因为过于冲动、注重形式而忽略本质。比如，在之前的学习过程中，子路曾多次因为急于求成而受到孔子的提醒。孔子曾说：“由也兼人，故退之。”意思是子路往往勇气过人，但有时会不够审慎，所以需要让他收敛一些。而这次“使门人为臣”的行为，正是子路这种性格特点的又一次体现——他出于对老师的敬爱，急于为老师争取“体面”，却忽略了老师一生所坚守的“诚”与“礼”的本质。

孔子的批评，恰好击中了子路性格中的要害，让他明白，真正的“敬爱”并非是满足表面的需求，而是要理解对方内心真正的坚守与追求。在孔子看来，“礼”的本质并非是繁琐的仪式与规格，而是“仁”的外在体现，是内心真诚与尊重的自然流露。如果“礼”失去了“诚”的内核，只剩下空洞的形式，那便失去了其真正的意义。子路想要为老师举办“体面”的葬礼，这本无可厚非，但他却用“弄虚作假”的方式来追求这份“体面”，这便是对“礼”的误解与背离。

通过这次批评，孔子不仅让子路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更让其他弟子们也深刻领悟到了“诚”与“礼”的关系。在之后的日子里，弟子们更加注重内心的修养与真诚的践行，而非外在形式的追求。这种教育方式，正是孔子“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的体现——他不直接否定弟子的动机，而是通过指出行为中的问题，引导弟子们自己去思考、去领悟，从而真正理解“道”的本质。

子路在受到孔子的批评后，也深刻反思了自己的行为。虽然《论语》中没有明确记载子路的回应，但从他之后的言行来看，他确实接受了孔子的教诲。在那之后，子路更加注重对“仁”与“诚”的践行，在卫国为官时，为了坚守道义，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对老师思想的传承。这种从“过错”中成长，从批评中领悟的过程，正是师生之间最珍贵的互动，也是孔子教育思想最成功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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