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种乐也持续不了多久。
农夫不是那么好当的,不仅要好好伺候田地,还要好好伺候庄稼,播种、浇水、培肥、除草、收割、晾晒,一个环节都不能少,不下雨要担心没收成,雨多了要担心泛滥成灾;雨早了,杂草和庄稼一起长,雨下迟了这收成就要打折;此外,还要应付衙门的差役、街坊四邻。
头一天赶着牛耕地,一脚深一脚浅的踩在泥地里,翊锥觉得两腿有千钧重;才耕了一小块地方,就累得瘫倒在地上。
抬头看着天,炽热的日头就晒在他脸上。
明明还是早春,却觉得骄阳似火。
也没有人来端茶递水,拿着袖子甩了甩,就算是扇风了。
突然觉得以前堆积如山的奏疏和喋喋不休的群臣也没那么讨厌了。
本来想雇两个农夫,让他们帮自己耕种算了,问了问工钱,又算了算这些地的收成,算了。
这还算好的,天子脚下,又是皇帝刚刚亲政,一副大干一场的样子,但凡有眼色的,都要讲规矩。北京城的贵人多,住在城外的,很多是致仕的官员,没有回乡的,平时养点花草,舞文弄墨,再淘弄些古玩,打发日子罢了。
听说他是举人,还是皇室宗亲,倒是有邻居邀约他去谈诗作画,翊锥平时最不喜交往,一律谢绝;每日有货郎到村里卖些瓜果茶酒物件,也有戏班子来唱些曲子;也有跑到京城来告状的,听说这里有致仕的高官,跑来撞木钟;还有前来拜访同乡前辈的后生士子;如今皇帝要修铁路,京城外头聚集了不少民工,也有各地来请愿的,尤其开工在即的上海苏州等地,还有运河沿线的扬州等府县,认为修铁路劳师动众,而且怕坏了龙脉风水,使不得,要求停工。
翊锥不大爱搭理达官贵人,实在是上辈子都在他面前跪地口称万岁,如今却高高在上,一副提携晚辈后生你要感恩戴德的样子,不习惯;但是这些人看着有点意思,闲的没事的时候还和他们说说话,颇有点君临天下微服私访的意思。
没事在村口铺子吃茶叶蛋,那里居然也供奉着汪太后,据说好多百姓家里都供奉着,自打当年改革,这么些年没涨田租,又兼有了高产的土豆红薯,荒年也能过,因此农人们感恩。
听铺子的老板山东老汉贾三说:“这些年年成不好,一直天旱,好在有土豆红薯,皇上心善,经常减税免税,勉强能填上肚子;只是下面的地主心黑,灾年倒是不卖地了,但是趁着你没钱放租子,那租子贵的,小斗进大斗出,头年借他一斗米,闹不起第二年就要还一石,还不上,就让女儿去抵债,说汪太后以后没贱籍了,可他们使唤人也不给钱,连饭也不给吃饱;邻居老张家的女儿,原来许配了村里老陈家的儿子,结果她爹欠了地主张家一石米,把她抓去糟蹋了,反说是小姑娘败坏他家的门风。小姑娘想不过,半道上跳河死了,这可还是本家。哎,作孽呐。”
“还有一家人,欠了老张家两石米,硬生生拿了房子抵债,一家人大冬天的被赶出来,连歇脚的地方也没有。”
“没人管吗?”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怎么管?”
翊锥记得当年汪太后改革,将《大明律》中“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改为年息不得高过三分,最高不能超过100;并提高了犯罪成本,原来是“违者笞四十,以余利计赃,重者坐赃论罪,止杖一百。”后来违法的杖五十,重罪的杖一百,流放边疆。
后来孝宗皇帝南巡,还是感叹利息过重伤及小民,于是重申太祖禁令“如有年月过期,叠算不休,重罪不宥”;他亲政后,进一步明确“今后一切债负,每银一两,止许年息三分,不得多索及息上增息。”又诏:“势豪举放私债,重利剥民,实属违禁,以后止许照律每两三分行利,不过照本算利,有例外多索者,依律治罪。”
这算是重申法令,他又下令国有银行对民间放贷,在年息三分的基础上降低五厘至一分左右的利率;推行差额利率制度,款额越大,利率越低;还多次降低利率,以利债务人清偿,当然这也造成不少坏账呆账,一些腐败分子从银行借贷染然后转贷。
到了显宗年间,又开始打击借贷行业的违规行为,诸如营债和街市印子钱、转子钱,除治债主之罪外,均是强制免除利息,甚至本钱都要被没收入官;武宗皇帝即位之初,就以晋商李嘉向关外运输铁器等违禁品将其抄没,然后发现他家违规放贷,进而牵连了半个晋商集团,民间传说,查抄的银子做成五十两重的银元宝,能铺满整个紫禁城;如今皇帝亲政,也是借口海外商人放利钱,一口气抄了十几家钱庄,那运银子的船曾经一度布满了京杭运河,进京的时候半个北京交通瘫痪,绝不下一亿。
嘿,我以前怎么没发现还有这招呢。
想起来了,就是想去查抄,估计也抄不成。
不能与民争利嘛。
再说,外国人,算民吗?
《史记》说“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在中国皇帝眼里,外国人就是动物,善待动物是文明人的基本修养。
当年显宗皇帝制定了《外夷管理条例》,能够通过朝廷考核入职的,或者考取了举人功名,或者有重大功劳的,可以申请入籍中国,购买房产田宅,和中国人通婚,缴纳同等赋税——否则,你便是腰缠万贯,也只能租房子住——私底下的合约朝廷不认!便是满腹经纶,不能娶汉女;便是貌美如花,不能作汉人正妻;凡一应的工商等税,都比明朝人自己多出一倍;外夷死了,官府整理保管财货,如果三个月之内,没有妻儿来衙门领取,就直接归官府所有——不能赶到?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当然如果确实死无余财也没人料理后事,朝廷也要管,北京在城郊圈了个地方,顺天府出口棺材,你们就呆在一起吧,说不定什么时候朝廷有好事,还让和尚道士给你念念经,给你超度;其他南京、广州等地照此办理;犯了事送到官府,怎么判?都按照《大明律》来——你们哪个国家什么风俗朝廷没兴趣,只要在大明疆域内,就得依《大明律》;外夷打外夷还好,要是死伤的是中国人,你猜?
还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
“瞧公子说的,老汉们都是庄稼人,如果不是不得已,一辈子在村里过日子,连县城都没去过几回,哪知道那些个;就是听也听不懂,还不是老爷们说了算,如果不还债,打一顿,怕家里有什么还不得拿出来?就是走到别处也不在理;再说,这天灾人祸的,谁知道熬过今年,明年是不是还要借粮?到那时候谁都不借,可怎么过日子?”
“这张老爷可还是县里有名的大善人,听说隔壁村里的孙大户才是惹不起的。他家的一条狗咬娃儿,让当爹的打死了,硬要人家抵命,好在被知县骂了回来;回头又说那狗是什么外国进贡的好狗,值一百银子,一定要他还,那家人哪有那个钱?没奈何,给条狗当孝子打棺材送上山。那家汉子本就是有病的,这么一折腾,回家就死了,孤儿寡母的,可怜呐。”
“不怕公子笑话,小老儿也是吃了官司,被迫带着老婆离乡,来京城讨口饭吃。”
“你是遭了冤枉官司?”
“不是,县大老爷是个青天大老爷。”
“?”
“小老儿祖父父亲两代单传,我倒命好,生了三个儿子,可惜老二得病死了;老大小小年纪跟船去海上,常年累月的没个消息,后来说在海上没了,公司里赔了二十两银子,只剩老三一个。可是堂弟家有五个儿子,两家地是挨着的。他仗着人多,每年都把界桩往我家挪,地是我种了,税是我交了,可收割的时候,界桩过来,到让他收割了,我去与他理论,又怕他几个儿子动手;告到族长那里,又说空口无凭。我本来想着,反正也不多,就这么过吧。前年犬子成婚,他倒好说是要趁着大喜的日子,捐弃前嫌,送了我五两银子的贺礼。”
“这是好事,五两银子不少了,说明他是真心想和你勾销了旧怨。”
“哎呦,公子耶,这钱哪里是这么好收的?都道是‘礼尚往来’,我儿子结婚,他送五两银子;他儿子结婚,我难道不还回去?每个五两,我去哪里给他找二十五两银子?如果不给,村里的老少爷们、三姑六婆会怎么议论?小老儿父子要如何做人?”
翊锥一呆,听他说:“这也不算什么。古话说,树挪死人挪活,犬子生的强壮,去了临县当了衙役,我两口子正准备去投奔他,哪知道清明节他回来烧纸,路上碰到本县的富豪郑公子调戏良家妇女,一时气愤,出手阻止,却不想被他家家奴好一顿毒打,回家就没了。小老儿只有这么一个儿子,自然是要找仇人的。本县的杨知县可是个难得的好官,定了杀人偿命,奏准圣上,将凶犯秋后问斩。”
翊锥道:“杀人偿命,天公地道,如此你该安心了。”
“这心安了,这日子也没法过了。”
“??”
“公子不知道,那郑家是县里有名的富豪,也是本处的大户。他儿子被杀,难道不思想报仇?便是不动手,他家的家奴、亲戚隔三差五地往我家附近走动,谁受得了?小老儿也真是怕了,媳妇还年轻,又没孩子,她娘家接她回去改嫁了;我将田地低价卖了,带了老太婆搭了艘船一路到北京。年纪大了,不中用了,只能做这些吃食混口饭吃。也不知道我和老伴到底谁先去见祖宗,前一个有后一个收尸,一领席子裹了埋了,倒也省事;只是后一个怕是要劳动官府了。呵呵,诶,公子怎么不吃?我这茶叶蛋可都用的是上好的茶叶,货真价实,地道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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