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到了周朝中后期,统治者未能随着世事变迁而调整方略,依旧固守旧制,结果也一步步走向衰微。
最终周室倾覆,各路诸侯纷纷变法图强,崛起于乱世之中。
这正说明了一个道理:时代不断前行,社会状况也在持续演变。
即便是圣王贤人当年行之有效的治国之道,在彼时再正确不过的方法,也可能在日后变得不合时宜、难以为继。
而那些能够洞察这种变化,并依据现实情况重新创设出新的、切实可行的治国之道的人,才真正配得上“圣王”或“圣人”的称号!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思想观点——圣王贤人的见解,在他们所处的时代或许完全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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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他们离世之后,岁月流转,环境更迭,曾经被视为真理的看法,未必还能经得起今日的检验。
关于鬼神之事也是如此。
也许在过去,由于认知有限,圣王贤人乃至当时所有人都对鬼神了解不深。
因而得出“鬼神确实存在”这一在当时看来合理的结论。
然而到了今日,我们有了更多的观察与思考方式,可以重新审视鬼神是否真实存在。
通过深入探究,我们完全可能得出一个符合当下认知的新判断:鬼神并非实有其物。
天幕之下,相里季与其他几位墨家博士望着太子扶苏的一番言论,面露震惊。
他们本以为太子会另辟蹊径来驳斥墨家“明鬼”的主张,甚至私下还盘算着——一旦天幕中的“相里季”应对失措,便立即起身替他反驳,以正视听。
尽管他们的声音无法真正传入天幕,但至少能让始皇帝、满朝文武以及诸子百家的学者们明白:墨家“明鬼”之说是站得住脚的。
错的只是天幕里那个不够机敏、答不上来的“相里季”,而非墨家学说本身。
谁知太子扶苏并未另起炉灶,而是直接借用墨子当年用来证明鬼神存在的论点反将一军。
墨子不是说过,圣王贤人的言论皆为可信,因其德高望重,故其所言必真?既然如此,为何商汤不沿用夏启的治国之策?
为何周武王与周公旦不照搬商朝的制度?
后来列国又为何纷纷舍弃周初礼法,改行新政?
难道商汤、周武王、周公这些人不是公认的圣王吗?
如果他们是圣王,那他们的治国之道理应万世不易,为何后人弃之如敝履?
而且正是抛弃旧法之后,各国反而实现了富强昌盛,这不是恰恰说明,昔日圣王的做法也有局限甚至错误?
既然圣王的治国之道都可能过时,那他们对于鬼神的看法,又怎可断定永远正确?
反之,若说商汤、周武王、周公并非圣王,那么他们的话还有多少权威性可言?
若是连他们都算不得圣王,墨家引用他们的言论来支撑鬼神之说,又怎能令人信服?
无论怎么回应,最终都会导向同一个结果:圣王贤人的观点,并非绝对正确,也不一定值得盲从。
更要紧的是,太子这番话,并非凭空立论,而是完全基于墨子自己提出的逻辑展开推演。
要想驳倒太子,就必须先否定墨子原有的立论基础。
可一旦否定了墨子用来证明鬼神存在的根本依据,岂不是等于从根本上动摇了“鬼神实有”的说法?
在这一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应对中,无论是代表相里氏墨学的相里季等人,还是栖居齐地的相夫氏一脉,抑或是扎根楚地的邓陵氏传人,此刻皆无言以对。
倘若抛开那神秘莫测、超越凡俗认知的“天幕”不谈,
单凭太子扶苏方才那一段推理论述,便足以令整个墨家阵营不得不重新审视乃至放弃“明鬼”这一立派根基般的信条。
相较之下,相里季等墨家博士只能瞠目结舌,默然无语;而立于群臣前列的廷尉李斯,以及诸多法家门徒,则难掩心中喜悦,脸上浮现出会心笑意。
毕竟,面对墨家提出的难题,太子扶苏并未借助儒者的辞令或道家的玄思,而是直接援引法家先师商君之言作答——且说得如此有力、如此透彻。
“治世不一道,变国不必法古!”
仅此一句,便道尽了商汤何以革除夏启旧制,周武王与周公又为何舍弃殷商成规;更解释了为何法家要突破周室礼法,另辟新径!
想到此处,李斯心中不禁生出一丝热望:不知何时,太子扶苏能真正跟随天幕中的“自己”修习法家学问?
这哪里是寻常弟子?分明是天生契合法家精神的奇才!
未曾系统研习过法家典籍,只是长久伴于天幕中“秦王嬴政”身侧,耳闻目染些许法家故事与治国理念,竟已能领悟至此等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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